（1）现代人的情感素质开朗求新，乐于以新的方式和态度对待生活。 n（2）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趋向于多元化的选择。 n（3）现代人价值取向要求个性化和理性化的高度集合。 n（4）在个性强化的同时，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呈现出和已往不同的互动模式，即从亲密性的首属关系转向短暂性的次属关系。 n（5）现代人行为活动的时空坐标系中，明显地呈现了下述变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有序，在时间轴上出现了“同步化、标准化、线性化，……改变了常人在其生活中处理时间的方式”。与此同时，工业化风暴建立了“空间广阔”的文明，现代人的心理视野如活动范围在空间轴上无限延伸，社会成员的空间距离、心理距离在逐步缩小。
现代化的总体战略构想：基础层次的素质立国战略；中间层次的提高生活质量战略；最高层次的社会化创新战略。 n通过社会化创新重塑国民性格，意味着对现有的社会化模式要予以反思和改革。一方面必须抛弃传统僵化、陈腐、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旧模式，一方面还要在保留发扬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同时，积极汲取、溶入现代化的新观念、新要求、新模式。其根本目的在于消除旧时代遗留下的劣质国民性，推动目前较普遍存在的“边际型”人格尽快转型，造就出一代具有现代心理行为特征的、能够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型人格。
在一切有关现代化的研究中，“现代的”一词是一个最众说纷纭的概念。由于对这一核心概念的界说不一，研究者不仅对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具有哪些共同特征（即所谓“现代性”）看法不一，而且对从哪些方面来描述获得这些特征的过程（即所谓“现代化”）也分歧甚大。这一切使得不仅不同学科的学者论述现代化的视角不同，而且同一学科的学者从同一视角论述时使用的标准也不一致。从第一个层面上说，经济学家常从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来谈现代化，社会学家常从社会机构的分化和功能来谈现代化，历史学家将现代化视为个别重大事件所促成的一种历史现象，而社会心理学家则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而从第二个层面说，单就社会心理学家内部而言，不同的学者在论述这一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改变时所列举的事实根据也不尽相同：比如，在论述现代人的心理特征时，迪尔凯姆使用了“失序感”，韦伯使用了“疏离指向”，弗洛伊德使用了“高度焦虑”，帕森斯使用了“情感中立”，弗罗姆使用了“市场取向”，（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理斯曼使用了“他人导向”，（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而罗杰斯则强调了农业生产中的创新特征。（Rogers,E.M.Diffusion ofInnov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62,P.182.）
其实，在社会心理学有关人的现代性的研究中，不仅研究者们使用的概念不一致，他们从实证研究中提取出的能够代表个人现代性的特征也各不相同。这一现象正如英格尔斯所言：“在决定个人现代化的心理社会特质时，不同学者可能会因不同的理论背景，或所搜集的实证证据，而有不同的思路和想法”。（英格尔斯：《有关个人现代性的了解与误解》，转引自肖新煌主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台湾巨流图书公司，第103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关于美国学者A.英格尔斯、L.A.卡尔、E.弗罗姆和中国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的研究中获得证实。
社会学家A.英格尔斯的著述在人的现代化研究这一领域中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典范之作。从1962年起，他在“哈佛国际事物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实施了较大规模的题为“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的计划。这一研究在智利、阿根廷、以色列、印度、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六国展开，调查访谈对象达6000人。这些研究样本包括了农民、产业工人以及在城镇从事比较传统职业的那些人，“所有被挑选的人代表不同的种族、宗教、地区、居住点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类别。”（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7页。）英格尔斯的研究目的是探讨现代化历程对个人所造成的影响，而通过对大量研究资料的分析他确实发现，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中，但现代性强的人在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模式等方面却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这样12个方面：（1）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2）准备迎接社会的变革；（3）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4）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5）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6）有计划性；（7）尊重知识；（8）可依赖性和信任感；（9）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10）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11）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12）了解生产及其过程。（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章。）
卡尔和我们现在已经熟悉的英格尔斯一样，也是一位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从1960年开始，分别在巴西和墨西哥两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问卷访谈，研究涉及1300多名被调查者。在这项研究获得的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卡尔归纳出了现代人应该具有的7大特征：（1）他是一位积极分子，而不是消极分子；换言之，他不是一位宿命论者，而是试图企划未来、以求实现自我理想的人；（2）在实现计划时，他依赖自己，而不依赖亲朋；（3）他是一位个体主义者，不愿过度地认同他人；（4）他乐意都市生活的刺激和机会；（5）他不认为都市生活的基本结构是固定不变的，相反，他认为象他一样的普通人都有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可能；（6）他认为生活和事业上的机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7）他会尽可能地运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Kahl,L.A.The measurement ofmodernization:A study of values in Brazil and Mexico.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68,P.18-51.）
如果说英格尔斯和卡尔的观点主要源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实证分析，那么，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E.弗罗姆对现代人特征的论述则具有较多的抽象色彩。弗罗姆提出的21条现代人的人格特征包括：注重现实的能力，对生活的热爱，沉着，稳重，自信，不崇拜偶像，克服自卑，遵守纪律，发展自我想象力，人可以正派、但不可幼稚，持有生命过程的乐观主义等等。（弗罗姆：《占有或存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55-159页。）
几乎与英格尔斯和卡尔同时，1960年在中国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也率弟子开始了有关个人现代性的实证研究。这项历时10余年的大规模研究主要涉及这样三大方面：第一方面的研究涉及影响个人现代性的因素；第二方面的研究涉及个人现代性对行为的影响；第三方面的研究则涉及个人现代性和人的其他各种心理和行为特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动机和需要方面，现代化程度越高者，其自主需要、异性恋需要和成就需要越强；（2）在态度和观念方面，现代化程度越高者，其权威性格越弱；（3）在兴趣和价值方面，现代化程度越高者，其对社会价值和人情关系的忽视越大；（4）在气质和情绪方面，现代化程度越高者，其适应性、外向性、独立性、变化性、对他人的容忍性以及（女生的）男性化趋势越强；（5）在认知方面，现桂化程度高者也与现代化程度低者有明显的差异。基于这样的结果，杨国枢深思熟虑地写道：“个人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特质，它涉及到整个人格的其他方面。换一句话说，现代化的历程并非只是使人在观念与态度上有所改变，而是使整个人格的各方面都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现代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社会及生活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密切关联的。”（杨国枢：《中国‘人’的现代化》，杨国枢：《中国人的蜕变》，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345页。）
综合上述中外学者的论述，我们认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文化大变迁的诱导下，其社会心理和行为取向也将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趋势特征：（1）现代人的情感素质开朗求新，乐于以新的方式和态度对待生活。正是人们破除了守旧意识，不断地追求新的生活，促进了个人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快，进而社会变迁的总体步伐也在空前加快。（2）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趋向于多元化的选择。已往单一模式、单一层次的思维方式已无法存在于现代多样化的世界中，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不断更新，决定了现代人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即实现着奈斯比特向我们揭示的又一转变：“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3）现代人价值取向要求个性化和理性化的高度集合。（4）在个性强化的同时，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呈现出和已往不同的互动模式，即从亲密性的首属关系转向短暂性的次属关系。（5）现代人行为活动的时空坐标系中，明显地呈现了下述变化：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有序，在时间轴上出现了“同步化、标准化、线性化，……改变了常人在其生活中处理时间的方式”。（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8页。）与此同时，工业化风暴建立了“空间广阔”的文明，现代人的心理视野如活动范围在空间轴上无限延伸，社会成员的空间距离、心理距离在逐步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