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心理学研究上，有两个现象比较引人注意，一是斯德哥尔摩效应，二是米尔格拉姆实验。
斯德哥尔摩效应又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里的“征”不是错别字，是一系列征候、特征、现象、迹象的意思，常被误写为“症”，后者是单一病症。
这是一个根据真实事件产生的一个心理学概念。
1973年8月23日，两名罪犯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4位银行职员。他们与警方僵持了6天之后被抓获。
随后令人惶惑不解的事发生了：这4名银行职员事后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对歹徒显露出感激和认同的情感，拒绝在法院指控绑匪，还为他们筹措辩护资金，对司法部门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的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其中的一个劫匪，并与他在其服刑期间订婚。
对此现象，专家深入研究后认为：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这也是人类潜在的一种自我保护。在穷凶极恶的歹徒面前，人质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他。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能够获得多一点点的权利，都会觉得这是歹徒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控制自己命运的暴徒，人质的恐惧会逐渐转化为感激，进而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会下意识地认为歹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征候群”，常见于囚犯、战俘、家暴等各种场景受虐者。
婴儿会对成人形成依附，这种情感在成人中也会出现——人是可以被驯养的。
2011年9月，河南洛阳警方侦破了一件离奇大案，引起轰动：案犯李浩，男，洛阳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有妻和一子，时年34岁。李浩利用地下室加挖地窖，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囚禁6名坐台女当性奴，其中有两名女子因反抗被杀害。在这起案件中也出现了斯德哥尔摩效应。
李浩挖的地窖隐藏在地下6米深处，进入前要经过7道铁门，窖内面积近20平方米，设有通风系统、双层床、煤气灶、热水壶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电从外面接入，歹徒负责吃喝拉撒的运入和运出。
令人惊讶的是，被囚禁的女孩子身边还配备了电脑，但无法上网，只供她们打游戏、听音乐、看影视。警方侦查后得知，歹徒在将6名女子诱骗囚禁之后“调教有方”，女孩子们不仅毫无反抗之意，反而相互妒忌。
2010年的一个晚上，其中一名女子与另一被囚女孩因争风吃醋发生打斗。李浩协助后者将前者打死之后，将尸体就地掩埋。在此之前，为了杀一儆百，李浩曾将另一名不听话的女子打死，也掩埋在地窖角落。
据办案刑警透露：调查过程中，竟然有被解救女子试图袒护歹徒，自称歹徒对她们照顾有加。“歹徒善于与人沟通，他对女孩们的洗脑很成功。另外这些被解救者很可能被迫或自愿参与了对另外两个被囚女子的杀害。歹徒借此控制她们的心智。”
这件事因为其中一女子被李浩带着外出时逃脱并报警而东窗事发。李浩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判死刑。本是受害人的6女子中有3人因被裹挟指使参与虐待和杀人，一个判三年徒刑，两个判缓刑。当地有关部门试图压制媒体报道不果，后来责任人被迫道歉并受到停职等处分。
真是小地窖，大社会。
另一个心理学研究的名词是“米尔格拉姆实验”，也是真实事件，并且这一实验后来被多次重复验证。
这一实验的主持者叫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33—1984），美籍犹太裔人，社会心理学家。他一直在思考二战中德军为什么会失去正常人的理智，干出那么多极尽残忍之事。1963年他在耶鲁大学时进行了米尔格兰姆实验，测试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性。
实验过程，先是广告招募志愿参与者，实验为时一小时，报酬4.5美元；地点在耶鲁大学的一个地下室，简单隔开的两个房间，互相能听到声音。
实验小组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告诉参与者他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老师”被给予一个据称从1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上面显示电压数；控制器连接到一个发电机，并被告知这个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根据材料教导隔壁的“学生”。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被告知实验是绝对安全的，并有导师在一边协助。
实验开始后，随着对面“学生”答错题的次数增多，电压也一点点增上去；隔壁被电击的痛苦声由小变大，由呻吟变大叫乃至尖叫。这时旁边的导师一直在怂恿参与者：实验是安全的；你已经收取了报酬、要完成实验；我是导师我权威、相信我没问题……
结论很可怕，参与者尽管先是迟疑，后来在导师的怂恿下，都把电压逐渐增加到足以致命的伏特数——100%的参与者都对隔壁的陌生人进行了20次以上电击，65%的参与者达到过450伏电压，只有极少数人担心隔壁陌生人的安全、坚守底线和慈悲之心拒绝继续执行这个实验。
是什么让他们放弃常识，相信隔壁的“学生”仍然是安全的呢？是旁边权威的导师？是遵守4.5美元酬金的契约？是相信耶鲁大学？……
实验当然是安全的，隔壁的惨叫声都是事先录制好的、假的。但是后来这个实验不断被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重复，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都是真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相信所谓专家导师的怂恿和绝对安全的承诺，而把电压增加到足以致命的伏特数。
纳粹德国犯下群体灭绝重罪的军官在法庭上不停地说“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我相信元首是正确的”“是某某元帅说必须这样”……但是这些都不能把他们从绞刑架上解脱下来。
第一次大战时，德国文化界发表过一个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文明世界的宣言》，93个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牧师在上面签名，其中包括诺奖获得者、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普朗克等等许多大名鼎鼎的精英。相反，爱因斯坦等四人于1914年10月起草了针锋相对的反战和平宣言《告欧洲人书》。一个人的伟大就在于他有着常识底线、无畏于强大者，并勇敢地站在正确的方向上。
据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个名叫“8·13调查组”统计，在东德和西德分裂时期，共有985名东德人因越境而丧命，其中176人死于跨越柏林墙，437人死于跨越德国内部边界，175人淹死在逃亡西德的波罗的海中，还有13人逃到西方后又被抓回处死，从解密的克格勃档案中，也可查到德国分裂时的1000人左右受害者的下落。此外还有28名东德边防军士兵死在柏林墙下，有21位前苏联士兵因在这里开小差被处死。那些枪杀他们的人，在柏林墙倒后何以自处？
斯德哥尔摩群体综合征、米尔格拉姆实验都是真实的，并且在亿万人群中同样适用。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在怂恿下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丧失生活常识和做人的底线。从这个角度上说，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的每一个法西斯分子都不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