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这位未来的世乒赛冠军只有十三岁，全家人在上海就靠母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为了能买一副新球拍，他和哥哥想方设法攒下了一元钱。母亲吃惊地问“哪来的钱”，小李振恃一句话就叫母亲流泪了：“我们俩（李振恃与哥哥）一个星期没吃菜，把菜钱省下来了。”
一元钱，就是当时两个正长身体饭量奇大的“半大小子”，一个星期的菜钱。
以作家陈煜的考证，同样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当时青年男女结婚的聘金，通常只要4元钱。倘若在农村呢？要参加农村的婚宴，吃一顿有白菜猪肉的“半荤素酒席”。“礼金”往往是四五毛钱就可以，能出到一两元礼金的，就是当地的有钱人。一块钱在这类场合，分量真是很重。
而要看看当时的物价水平，就更可知一块钱有多重要：在1961年的郑州，精粉两毛六一斤，标粉一毛七一斤，精米两毛钱一斤，小米一毛钱一斤，花生油一斤六毛九，猪肉一斤八毛四。而在1961年的天津，牛肉价格七毛钱一斤，羊肉价格七毛六一斤。到了1965年的郑州，黄瓜每斤四分钱左右，大葱每斤六分半，1964年的天津，鲫鱼每斤四毛钱，大白米虾一斤五毛二，海蟹一斤三毛五。这些价格，就是当时全国物价的缩影。
以这物价水平看，手里拿着一块钱逛一圈，理论上真能豪气买买买。“六十年代东西便宜”的景象，也令不少年轻朋友们憧憬。但问题是，这一块钱，当时真这么好拿？
同样说一块钱的购买力，还得看看当时的工资。以《中国统计年鉴》的记载，1960年时，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们，平均年工资只有528元，每月也就44元。这，都还算是当时的“高收入”家庭。浙江省档案馆的统计，1960年代临平石料厂的职工工资，也就是29元，闲林钢铁厂的工人，月工资大多在15至30元。农村的收入更低，1959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才69元，之后几年增长到90元左右。
这个收入水平，即使对比看上去很“便宜”的物价，也真是不富裕。特别是在当时的农村，一块钱，更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
而且，即使是在六十年代，也并非所有的物品都“便宜”。比如鸡蛋，1961年郑州的鸡蛋价格，就是一块一毛八一斤。比比今天确实“便宜”，但放在当时，李振恃哥俩一个星期的菜钱，还买不来一斤鸡蛋。那时鸡蛋的金贵程度，也正如作家梁晓声在其反映六十年代东北城市生活的名作《年轮》里，城里赶车老头的叹息：“我都忘了鸡蛋是圆的还是方的了”。
那个时代，就算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能吃上一个鸡蛋，都算是绝对幸福的时刻。
工业品的价格，那时更是不菲，典型自行车。像“永久”“凤凰”“飞鸽”等名牌自行车，价格长期保持在一百二十元以上，相当于“国企职工”三个月工资。婚礼上如果能有几辆自行车（大多是借）来接新娘，那就是乘豪车的感觉。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六十年代小伙子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飞跑的一幕，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专享”。
至于当时与自行车并称为“三大件”的手表与缝纫机，那自然也是价格不菲：1964年的“五一牌”全钢手表，每只零售价格70元。1965年的“上海防震表”，零售价120元。1963年一台斗卧式缝纫机的零售价格，高达140元。每一样放当时，都让人有“工资不够花”之感。谁家结婚时能把“三大件”全凑齐？那就是标准的土豪。
穿衣的成本，那也是不小，布料棉料衣料在当时，都是紧俏物资。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件“涤棉卡其男制服上衣”要卖19元，一条“涤棉卡其男制服裤子”卖14元。上下一“配齐”，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就出去了。所以那时的工薪家庭，“买衣服”真是难得的奢侈事。就算“过年穿新衣服”，也多是自己买料子做。至于平时？那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比如1962年，李振恃刚走上乒乓球道路时，除了“省一个星期菜钱”买球拍外，母亲还把家里的大衣卖了，给李振恃哥俩各买了一双球鞋，外加一块海绵和一个球网，总共花了十块钱。这就是“妈妈给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也正因如此，那一双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补了七块补丁，哪怕后来因为长身体穿不下去，“还舍不得扔”。
还有一些今天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放在当时，都是“天价奢侈品”：比如糖果，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级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红杏软糖两块七一斤。要知道，当时北京条件较好的工薪家庭换煤气，一罐煤气价格也不过两块七，相当于一斤红杏软糖的零售价。同时期的上海人结婚，男方如果能用两三斤糖做聘礼，也是非常有面儿。
还有塑料制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常把“塑料”叫做“化学”，以体现其高大上地，价格当然也高。1963年时，一只“化学肥皂盒”（塑料肥皂盒）要卖七毛五，相当于一斤羊肉。一双“化学凉鞋”（塑料凉鞋）零售价两块五，一只“化学梳子”也要卖三毛三。对于那时的普通城乡家庭来说，这类“便宜货”，轻易不敢买。
更重要的是，就算在六十年代，手里有大把的钞票，可如果手里“只有钞票”，那恐怕也是什么都买不成。因为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就是凭票供应。
在那个物资无比紧缺的年代里，国人的日常消费，都是有“定量”。比如北京市的居民们，除了买粮要用粮票外，买副食品就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能买2两食糖和一斤盐。还能凭油票每月买三两食用油。每户每月还可以买半斤稀黄酱。上海市在六十年代初时，发放的各类票证，更在五十种以上。比起这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来，其他地方的“凭票供应”，当然也更加严格。
放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买粮买肉买油都需要“粮票”“肉票”“油票”，另外还有“工业券”，购买毛巾毛毯电池铁锅暖水壶雨伞等日用品，都是“凭券”。以一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生活的“老北京”的话说，那时“并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而在各种票证里，那时最让中国家庭牵肠挂肚的，当属“粮票”。作家马其德的小说《命独如我》里就有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河南农村，男主人公的大哥带着五块钱走进县食堂，豪气要“给俺端两碗汤，拿四个馍”。接着就被食堂经理一声怼：“馍要粮票，汤不要粮票，有粮票吗？”没粮票？怀里的钱再多，也只能喝口汤。
放在当时的北京，六十年代初吃一碗大米饭，就要四两粮票加八分钱。一个烧饼也要二两粮票加四分钱。至于买价格不菲的点心饼干？没粮票钱再多也买不了。看着“便宜”的东西，没粮票真吃不到。
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来说，钱固然重要，但粮票才是命根子。同样是以作家陈煜的统计，1961年一斤北京市粮票的“黑市价”，就高达3元钱。一斤全国粮票的黑市价更到了4元钱。就这还有价无市，看似“能买很多东西”的一元钱，比起“一斤粮票”来，显然逊色太多。一张小小的粮票，关乎的就是全家人的温饱。
六十年代“一块钱能买什么”的话题，牵动的不只是这样一段生活记忆，更足以让我们看到新中国发展史上，曾经的艰辛历程。与其去羡慕那并不遥远的半个多世纪前，那看似“便宜”的物价，不如，好好珍惜眼前岁月静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