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疯狂”，当然因为明清年间举人的“优厚待遇”。单看明代中后期《传世藏书》《采芝堂文集》的记载，一个人只要“中了举”，那真是“亲朋率望腹焉”，也就是“沾点亲的”，全都指望着你来过活。而且千万别怕没钱，阿猫阿狗都会争着来投奔你，“且厚赀以见”，绝不空着手来。
《儒林外史》里“中举”后的范进，就生动展现了这“一夜暴富”的过程，这位在科考场上吃了一辈子亏的“穷书生”，老婆自嫁给他后“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老娘在他中举前更“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可等着中举后“疯完了”，先是张乡绅上门送钱送房子，接着两三个月里“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财富不知不觉就暴增，连苦了一辈子的范进老娘看到这一幕，竟都惊呼“这都是我的了”，活活给“乐死了”。
这“一夜暴富”的过程，就是明清时代，千千万万举人们“人生大翻身”的写照。比如鲁迅小说里那抽阿Q嘴巴的“举人老爷”，打断了孔乙己腿的“丁举人”，这些让当时老百姓谈之色变的“老爷们”，很可能都是如范进这样“翻身”的。
而比这“大翻身”更让多少读者们惊叹的，是范进“中举”后的人生：别看已是五十多岁，事业却进入了“快车道”，先是“丁忧”三年后考中进士，然后一路官运亨通，官至“山东学道”，负责一省的“整治文风”“考选人才”“讲学”等工作。按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厅长”。
但放在《儒林外史》的创作年代——清代时，这“山东学道”，可不止“教育厅长”这么简单，放在清朝年间，范进的“山东学道”，学名为“提督学政”，这个职务本身没有品级，任职门槛却极高，必须要从当时的“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中选拔，等于有“钦差”的身份。不但权力大“前途”也更大，清代纪晓岚张之洞等名臣，都有过“提督学政”的经历。单看这就知道，“翻身”后的范进，仕途有多得意。
而且这官职何止“前途”大？“钱途”也更大：一省的“提督学政”，执掌科场选拔大权，简直抬个手就财源滚滚。所以清王朝也曾高度重视“提督学政”们的“养廉”工作。在山东河南等省，“提督学政”们每年就能拿到五千到六千两“养廉银”，相当于清代总督“年薪”（每年180两白银）的二十七倍多。“非法收入”更多，清代的北方各省，往往是2000多童生争30多个“生员名额”，执掌选拔大权的“提督学政”，当然也是香饽饽。“贩卖生员”“违禁渔色”的丑闻早不是新鲜事，几乎躺着就有钱拿。
所以说，《儒林外史》里苦了大半辈子的范进，在“中举发疯”之后，确实过了上“有前途且有钱途”的宦海人生，完美实现了人生逆袭。如此风光，也叫“范进”这个人物形象，在不少现代读者间实力圈粉，甚至还被当做了“励志典型”，催生了一票“毒鸡汤文”。可如果真的这么“仰慕”范进，那就真误会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意思了。
因为，吴敬梓在范进身上花了那么多笔墨，哪里是为了树立一个“奋斗标杆”？相反，却是为了讽刺这个“误人误己”的科考名利场。范进的讽刺性在哪？首先就要看一个事实：苦尽甘来的范进，真有过人的才学吗？
说起范进的“才学”，好些人都在哀叹他早年屡试不第的苦命人生。但后来官升“山东学道”，“范大人”还是不经意间暴露了学问水平——当幕客们开玩笑似的说起宋代大词人苏轼时，范进竟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是“本朝”的考生，还认真来了句“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一个不知苏轼的人，竟管起了山东的教育。
如此雷人一幕，难道是吴敬梓瞎写？还真不是。比如在《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生活困顿，陷入“腹做千雷鸣”境地的乾隆三年，清朝大臣舒赫德就怒斥八股取士“文途空言，不适于用”，也就是全是空洞无物的学问。清代名臣鄂尔泰更感慨“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但既然“无用”，那么如此模式选拔出来的，自然是越来越多的“庸才”。
所以，到了清朝中期时，大清权力场上就是“庸官”扎堆。各级“饱读八股”的官员，却常见毫无实干能力。放在《儒林外史》已热销“大清图书市场”的清朝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见识了“庸官”们的能量——嘉庆十二年，新任江西巡抚金光悌叫苦说，单是当时的巡抚、藩司、臬司、盐道这几个衙门，未结的案子竟然就有一千六百多起，各级州县的积案更多达上万起。这“上下磨洋工”的景象，也叫嘉庆哀叹“今吏治疲玩若此”。
到了嘉庆帝的儿子道光帝在位，这“疲玩”更是越演越烈：仅道光十年这一年，查出犯有“失查”大错的官吏，竟就有两万零二百多名。这都还是些“小鱼小虾”。藩司臬司的高官们“于地方一切公务不求甚解”。有的知府“终日以饮酒唱曲听戏为事”，有些知县甚至“终年未曾坐堂审案”，被老百姓戏称为“木偶老爷”。所以到了鸦片战争时，有些官员更是“昏”出了“国际影响”——英军兵临浙江时，杭州知府凌泰封天天在家看书，各级官员能躲就躲，上下犯昏。
这么多“昏官”，说起来，都是如范进一样，在科场里“考出来”的。
而比这“能力问题”更让人深省的，还有范进的品质问题。说到范进的“品质”，好些人都津津乐道他的“吃苦”“执着”。但他“中举”后的一件“小事”，却暴露了其品性——范进母亲去世后，本该“丁忧”的范进，被张乡绅拉到汤知县处“打秋风”。嘴里说要“丁忧”“吃素”的范进，谱摆得十足，连用什么筷子都要计较。开吃后身体却诚实，“在燕窝里捡了一个大虾丸子塞到嘴里”。如此“孝顺”，实在虚伪。
这虚伪做派，到了鸦片战争前夜，更成了清朝官员间的“潮流”，当时道光皇帝倡导“节俭”，带头穿补丁衣服，官员们也纷纷效仿，民间“补丁衣服”价格也飙升，看上去各个都是穿着朴素的穷官。
可其实呢？州县官员们“挟妓包娼”成了常事，官员们见完上司常直奔妓院，“欢呼达旦，恬不为怪”。地方按察使布政使进一次京城，送礼就要花一万五千多两银子，表面“朴素”的官场上，更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在陕西等“穷省”，逢年过节每个下属给总督送的寿礼，就多达上千白银。另外官员过境要送“程仪”，缺了钱就从赋税做文章，大肆“浮收”赋税，这么多钱送来送去，最后都是老百姓买单。
这样的风气下，那个叫“范进”们无比向往，苦一辈子也要玩命钻进去的大清权力场，几乎成了大染缸。比如巡抚到任，放在道光年间就被称为“饿虎出林，急不能待”，猴急着要“吃”民脂民膏，修河治水等重要资金，往往“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衙门的饮宴逢年过节都有，每次都热闹到通宵达旦。虚伪且庸碌的范进，进了这样的权力场，摊上的还是“提督学政”这类肥差，到底是变成“饿虎”还是“硕鼠”，闭着眼都能想。
换句话说，清王朝的国力，何尝不是被千千万万个“考出来”的“范进”，一代代活活蛀空？鸦片战争惨败成这样，真不止是装备的事儿。
以这个意义说，刻画了如此生动“范进”形象的吴敬梓，无愧名垂史册的伟大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