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子女”和“穷三代”的距离隐藏社会忧虑
城市和农村居民因为经济基础、住房等现实条件，使自己的预期生育年龄推迟了2.1年。北京等一线城市，小两口月均收入达8000元以上才敢生孩子。昨天上午，记者从“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的数据发布会上得到上述信息。（《长江日报》6月16日）
小两口月均收入达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对此，你我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吗？笔者正处于“生育子女”的人生阶段，颇为认同这一调查结果，甚至觉得再高一些才能“生育子女”，因为周围同事的“生育子女”经验足以证明之——从小孩出生到上大学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一个天文数字。
无独有偶，论坛上“我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我错了吗？”的帖子引发了关注，其理由就是“没有多大信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内，生活估计不会有太大改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生存”。对比之下，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老公月收入2500元不愿生穷三代”，还是“一线城市夫妻月收入不足8000不敢要孩子”，都是害怕后代成为“穷三代”的表征，都足以说明了公众中间存在的焦虑情绪和对未来“向上流动”可能的绝望。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重视和警惕。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穷二代”的孩子注定是“穷三代”吗？靠什么让“穷二代”或者工薪阶层能感受到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无奈和忧虑呢？对他们的忧虑，我们只能说是缺乏责任感或者是逃避吗？又要凭借什么来消除“不敢要孩子”的社会情绪呢？
厘清这些问题离不开对社会分化和阶层板结化的认识，学者孙立平先生说，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目前，这个掌握总体性资本或者说全能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似乎愈加壮大。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全能性资本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赢家通吃，与此相对应，则是“贫家通贫”。由于全能性资本过多地垄断、操控了社会资源，从而限制、剥夺了社会中下层对社会资源的分享。这是产生“穷三代”忧虑的前提。
在“贫家通贫”之下，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教育、医疗、住房占去了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其中任何一项花费都会将人牢牢套住的时候，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致使民众难以积蓄起继续发展资本的前提下，在笔者看来，出现“穷三代”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想法，而是有着太多事实支撑的客观情况。因此，出现“一线城市夫妻月收入不足8000不敢要孩子”就是民众民生压力的折射，更是对未来希望渺茫的反映。
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的最大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而不知这种恐惧从何而来。但是，隐藏在“一线城市夫妻月收入不足8000不敢要孩子”和“老公月收入2500元不愿生穷三代”背后的醒目事实是民众生存本能和忧虑情绪的流露，他们恐惧的恰恰是生存和未来。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危机，更是社会危机和社会发展短板的证明。
“生育子女”不仅关系到每一位国民的福祉，而且还关系到社会和谐，因此，它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如果看不到“一线城市夫妻月收入不足8000不敢要孩子”和“老公月收入2500元不愿生穷三代”背后的公众忧虑，单单囿于问题本身，并不能解决争议，相反，还会导致问题的蔓延。
笔者以为，“月均收入达8000元才敢生孩子”也是社会情绪的表现，而消除“生育子女”就等于“穷三代”出现的公众忧虑是整个社会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