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夸张说，整个北宋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史，基本都是被河南“承包”了。
但是，自从宋朝彻底灭亡后，虽然在元末农民大起义时代，开封（汴梁）曾做过红巾军“龙凤政权”的国都。明朝开国早期时，开封（汴梁）也一度是明王朝的“北京”。但这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明清两大王朝都把都城放在了北京，至于昔日的“定都热门地段”河南？却是从此遇冷。无论开封还是洛阳，都再没和“国都”沾过边。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的变化。
这事儿，可以先看看汉唐等几个王朝，河南成为“黄金地段”的原因。就以东汉来说，洛阳东接华北平原，西邻关中平原，北面是黄河南面有少室诸山，中间有肥沃的“伊洛平原”，放在当时就是宝地。而当时的汉光武帝刘秀，本身就以中原与河北为本钱起家，定都洛阳时，他更筹谋着西进南下，解决西北西南方向的几个“老对手”。对于他的战略目标来说，洛阳更是最好的“立足点”，所以定都在此，续写了汉王朝两个世纪的辉煌。
而从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王朝里，一个城市要想“升级”为都城，必须是几个要素：除了要有地理优势和经济地位外，其战略价值更要与王朝的发展方向相契合。
经济地位同样不容忽视，比如洛阳“做首都”的年代，中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洛阳也因此成了重中之重。特别是在武则天将洛阳定位“神都”的武周时代，洛阳乃至河南地区不但商业发达，更是产量重镇：当时的豫东平原就是中国小米的主产区，豫西豫南是中国小麦的主产区。由于粮食充足，唐朝天子都一度成了“逐粮天子”，缺粮就跑来洛阳吃几天。这么有山有水有粮的好地方，当然成了武周的“神都”。
而且当时武则天定都洛阳，也与东汉光武帝刘秀一样，有着战略的考量。在武则天君临天下的“武周时代”，亦是“大周朝”四方态势吃紧的年代。当时“大周朝”的北方，面临突厥侵扰，西线又迫于吐蕃的军事压力，关中平原的存粮也告急，长安几乎不堪重负。反而是经济发达的洛阳，不但有四通八达的交通，更“积天下之粟”。所以武则天果断迁都，把洛阳变成一个供血的心脏，也让这位“女皇”度过了最艰难的时代。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央政权对于江南粮食供应的依赖加大，洛阳的经济地位自然也不再。所以到了唐末宋初时，后来居上的开封就取代了洛阳。虽然说起“定都开封”，后人也常吐槽开封“无天险”。但当时的开封已是“四通八达之邦”，无可争议的经济重心。政治意义也更大：北宋年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经济政治版图都发生大变化，倘若依然定都洛阳，那北宋对山东乃至江南东南地区的统治，都将“良亦远而难治也”。
所以，虽然北宋“定都开封”这事儿，充满了很多槽点，但放在当时看，就是最优选择。
那为什么从明朝起，河南境内的开封洛阳这些“古都”，在“定都”这事儿上都“失宠”了呢？特别有发言权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明初定都南京，但对这个“都城”，朱元璋本人也并不满意，明初的“北京”开封以及“古都”洛阳，都曾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但当时的开封，已经“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洛阳“非崤函终南之固”。也就是说，这几座“古都”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此时都已是大不同。
而对于当时的明朝，乃至后来的清王朝来说，国家的战略重心是在正北方，国都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北方的国防安全。所以无论开封还是洛阳，朱元璋虽然都动过心，却也只是动了下心。朱元璋生前真正心仪的“迁都对象”，是重建的西安，但这个“迁都意向”也随着太子朱标的去世而搁浅。“靖难成功”的明成祖朱棣，则是把都城迁到了北京。
也正是明朝“迁都北京”的过程，带出了河南省在明清年间“无法成为都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漕运。
在古代有限的交通条件下，漕运的意义，远胜于今日的“高铁”。而历史悠久的河南省，更曾是古代中国漕运最发达的地段。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前，历代的漕运线路，往往是东西方向，当时的河南就已是要冲。隋唐年间起，漕运开始变成“连通南北”，河南境内的运河水网，更是空前发达畅通。正是这便利的水利交通，托起了洛阳开封等城市的“古都”身份。
特别是唐宋年间，开封地位的扶摇直上，就是得益于运河的助推。隋朝时的开封，还只是个普通州县，但隋朝年间开凿的通济渠，变成了宋代中原运河的主动脉汴河，这条河连接黄河与淮河，巅峰期时每年仅运米就多达七百万石。“跨汴水”而建的开封，身份自然也“重量级”。另外还有五丈河、惠民河、金水河等河道，也都是从开封穿过，造就了开封“四水贯都”的独特景象。
如果说繁荣的都城，好比一个王朝的容貌，那么发达的水运网，就是这个王朝澎湃不息的血脉。大宋王朝留给后世的“富庶”景象，那记录于《清明上河图》的绚丽繁华，都是这发达的水运造就。
可是，正是随着两宋易代，这发达的水运网，也成了昨日黄花，先是开封沦陷，靖康之耻上演。突如其来的战火，也把河南境内的水网，破坏了个一塌糊涂。宋金对峙时代，吓破胆的南宋王朝不思收复失地，反而大肆开掘汴河，导致昔日中国北方的主动脉汴河几乎断流。1128年，南宋将领杜充更是掘开黄河，导致黄河夺淮入海，淮河失去了出海口，整个中国北方的水利生态，都从此彻底大变。
哪怕南宋年间时，历经多年战乱的“河南水运网”，都已成立一片狼藉。南宋人楼钥笔下的北方汴河，连河床都见了底，还有农民在河床上种小麦。去金国给“金大爷”拜寿的南宋大臣周辉，看到昔日风光秀美的汴河，一路竟“几成污渠”。那河南境内舟船如织的繁华，早已恍然如梦——河南成就了大宋的繁荣，大宋的统治者却以其不负责任的软弱，留给了河南百姓无尽的苦难。
所以，待到元明易代时，宋代时风光秀美的淮河流域，早已成了多灾多难的灾地。开封洛阳当年引以为傲的发达水运，也大多消失不见。到了明清年间时，河南漕运的地位也大幅度下降，明初时南方的物资，部分还需要河南中转，京杭大运河贯通后，河南“中转站”的角色也不再，明清河南的漕运，基本都是只通过卫辉府起运，走卫河这一条线路。这样惨淡的“水运条件”，又怎能“定都”？
反而是历史悠久的京杭大运河，从明初起再度改道，绕过了昔日河南境内的诸多城市，改走苏北山东一线，成功连通起了从杭州至北京的大动脉。特别是京杭大运河重要航段“会通河”的成功开通，使徐州到临清的河段，可以“过浅船约万艘”，运输量远远超过前朝。战略位置重要的北京城，也得以“用南京之财赋，会西北之戎马”，正式奠定了其几个世纪的“国都”身份。
“河南为什么不再做都城”的话题，既是这样一个历史的思考，同样又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中国古代多少沧海桑田的过往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