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佳宜 42岁
做了15年家庭主妇，从保洁员重新开始
40岁那年，我迫切地需要找一份工作。做了15年家庭主妇，没有任何职场经历，当年金贵的名牌大学毕业证书已然是张废纸，我知道自己只能干些服务生、保洁员的活计。
来不及怨天尤人，我在街上一家家搜寻贴着招聘告示的店铺。那天我走进一家招聘服务生的饭店，老板娘扫了我一眼，冷冰冰地说道：“已经招满了。”没等我离开店子，一位年轻姑娘走进来表达相同来意，老板娘丝毫没顾忌我的存在，挥挥手叫她进店详谈。
在街上转了四、五天，总算找到一份酒店保洁工作，为照顾家里两个孩子，我只能上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六点的白班，月薪被压到1850元。
知道我要去做保洁员，丈夫同我大吵一架，看着精心收拾的厨房被他砸得稀烂，我心里却异常平静。踏出这一步，我已经日思夜想了一整年，没有任何困难能让我退缩。
找工作的起因是我发现自己被同妻了。
大学毕业一年后，我和一家建筑公司老板相恋并迅速步入婚姻。那时，我是周围人眼中的“人生赢家”，刚毕业便嫁给老板，不用在职场辛苦打拼，大学室友接到我的婚礼邀请，语气满是羡慕。
婚后生活波澜不惊地过了15年，福建地区重视家庭，我听从安排在家洗衣做饭、照顾孩子，丈夫常年在外，每两个月回家一次，我从没怨言，也没发现任何端倪。
小儿子出生后，他待在家的时间长了，我才有所察觉，刚开始我还以为他出轨了，直到那天吃午饭，忍不住抢过他的手机，看到屏幕上的生殖器照片，我的世界随之崩塌。
15年婚姻成了彻头彻尾的骗局，个中滋味不必再提，离婚念头冒出来，律师听完我的讲述，只说很难，就算收集到骗婚证据，没有经济来源怕是得不到抚养权。
“没有经济来源怕是得不到抚养权”，律师的话梗在心头，找工作成了当务之急。做保洁员让丈夫脸上挂不住，但看我心意已决，最后他把我安排到朋友公司做行政。
为了这份工作，我提前准备了很久，从头学习行政工作，把所有知识誊到本子上，打定主意不懂就问。可上班第一天，领导让我改个word排版，一串要求说完我就愣住了，接下来打印几张文件，也是手忙脚乱。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彻底与社会脱节是什么滋味。当年羡慕我的室友，已在广州站稳脚跟，而选择做家庭主妇就像一场豪赌，在外人眼中我赢来了光鲜生活，实际上我输得只剩一具空壳。
赖在丈夫朋友的公司也不是办法，我一边努力适应职场，一边重拾画画，想着将来要是能去画室当个老师，也是好的。
日子就这么过了两年，离婚的念头已没有当初那么强烈。生活不是爽剧，我已经42岁，就算离了婚，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我和孩子还是要面对琐碎磨难。
平心而论，丈夫这些年的确给了孩子富足的成长环境，在同妻互助群里看多了姐妹们离婚的艰难，我开始摇摆不定。
但我深知，不管怎样，这次我不会再放弃工作。
赵凯 40岁
40岁，生日和公司解散通知同时到来
对面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放下简历，问道：“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我心想，我都40岁了，难道是为了梦想吗？当然是为了钱啊。但面上不动声色，张口背出了标准答案，分析公司发展方向，阐述个人能力水平，最后得出我非常适合该公司的结论。
姑娘礼貌地笑了笑，以前面试别人的经验告诉我，“完蛋，看来她并不认可这个结论”。
2020年5月，我同时迎来了40岁生日和公司解散通知。过年放假前，老板信心十足地宣布，未来一年公司销售额将再上一个台阶。然而随着疫情到来，专做境外游的公司先是降薪，后是裁员，最终伴着老板的一声叹息轰然倒闭。
因为有足够长的心理准备期，得知消息后，我并不震惊，甚至有些坦然。最后一次聚餐，组里小朋友一脸忧愁，我还过去安慰：“看开点，你二十多岁失业，总比四十岁失业强。”
过去7年，我在这家公司一路摸爬滚打到中层，负责欧洲游地接，带着6个年轻人，拿着两万多月薪，在北京远远算不得中产，只能说活得还算舒适。但中年失业猛然撕碎这一切幻觉，让我不得不直面残酷现实。
公司确认倒闭前，我已经开始着手找工作。梳理过往时，我发现过于流程化和琐碎的工作并没给我带来太多长进，如果不再从事旅游业，我的优势只剩下英语好，和长期应付时差带来的擅长熬夜。可这海投简历时，经常能看到一句刺眼的“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找人内推更是尴尬，丢脸还算其次，那次我托朋友递了份简历，朋友好心拉了群聊，让我和项目负责人直接沟通，对方在群里发了句“都四十岁了啊”，又秒速撤回。我猜他是想私聊朋友，不小心点进了群里。
这几个月，我大概投了四十多封简历，只接到过三家面试通知，唯一给offer的是一家创业公司，老板已经五十多岁，用PPT勾画出一片大好蓝图，许诺我做销售总监，再一打听，公司目前还没注册成功。
现在我仍然待业在家，此前和妻子备孕3年，没能怀上孩子，一直备受打击，如今看来，这竟是我为数不多幸运的事。只是年龄渐长，要是还找不到能稳定发展的工作，我们只怕要被迫丁克。
二十多岁时，自以为赶上机遇，看不起家乡小镇的教师工作，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闯荡了十几年，身上留下的只有年龄印记。我曾一度以为互联网浪潮会把我推向幸福彼岸，没想到起起伏伏，人到四十猛然发觉，我只是潮中一朵浪花，早已被扑倒，被消失。
那天和新认识的年轻朋友组了饭局，谈到中年危机，她问我：“是不是中年男人都喜欢独自躲在车里？”我只得苦笑道：“那还算是成功中年，像我这样的，根本没车。”在一波波学历好、精力旺盛、性价比高的年轻人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王忠国 48岁
事业单位下岗，我走出办公室去工地搬砖
出于不服老的心态，43岁那年，我找了个建筑工地搬砖，没想到两天后腰伤复发，进了医院。
我曾是事业单位的合同工，在迷信体制的东北小城，没有编制就像头上悬着一把刀。2014年，单位改制，效益不好的产业被砍掉，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只有领两万块钱走人，或留下来做门卫。
当时我刚42岁，自然不甘心在小屋了却余生，领来的赔偿金交给妻子还房贷，我在家消沉了一阵，随后联系朋友，去他的工程队做货车司机。
离开办公室喝茶看报的环境，我才真实地感受到生活粗粝。在工程队，年轻小伙两三下就能卸完的货，我得搬上一个小时，还动不动就出错。朋友几次出面替我解释、道歉，我实在过意不去，没两个月便主动离开。
那时，儿子想一套精装版四大名著，可我兜里只剩300块钱，是接下来一个月的生活费。我让他放下，他不愿撒手，一直抱着我的腿央求，我低声吼了句：“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转身离开书店，留他一人站在原地。
在小城镇，很难看到40岁以上的私企职工，同龄人要么安稳地待在体制内，要么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计。一番权衡下，我接受前同事的邀请，开了家房产中介公司。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我发现前同事趁我不在，在公司账目上动过手脚。我不想再与他合作，几乎是撕破脸才要回入伙本金，在公司忙前忙后三个月，最后只得到800元分红。
正是那段时间，儿子即将升初中，妻子坚持送他进私立学校，每年八千元学费，足以将我压垮。还房贷、教育支出、大件开销，下岗两年没有收入，我的存款所剩无几。我和妻子商量让她先付一年学费，哪怕算我借的，但她始终不肯，并且一直念叨同龄人都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焦虑、挫败、丧失尊严的感觉一齐袭来，我们吵到快要离婚，七十多岁的父亲听说这事，坚持由他来出孙子上学的费用，接过父亲给的两万四千元，我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
经过这件事，我下定决心外出打工，不论再苦再累，也不能轻言放弃，不然将来父亲养老，儿子上学，没人能替我承担责任。好在还有操作车床的技术，我来到家乡省会，谋得一份生产零件的工作。
4年过去，现在我成了生产线上的质检员，算是勉强稳住生活。但那天坐在去工厂的公交车上，我还是忍不住想，父亲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儿子将来会有广阔天地，而我们这代人，是不是注定要有一段被时代甩下车的经历？
张建 41岁
混不上管理层的程序员，都去哪儿了？
2019年9月，随着最后一家公司倒闭，我也暂时离开了北京。
好在老家还有容身之所，做自由职业的妻子没有怨言地随我回到沈阳。也正是那一年，深圳的老东家传出“劝退35岁以上程序员”的新闻，我干脆自我安慰，就算当初不走，如今怕也是留不下。
作为国内较早期的程序员，我曾有一段不错的职业经历，12年前我在深圳一家著名企业做图像技术支持，虽然工作劳累，但眼看就能跃升城市中产阶级，我计划着三、五年内在深圳结婚生子，安家落户。
但组内人事斗争严重，大家都瞄准为数不多的管理岗位，拉帮结派，有时无心说出一句话，马上就会被曲解，传到领导耳中。认真工作了两年，也没能升职，我决意离开那种环境，到北京闯一闯。
那时程序员的年龄焦虑还不是特别严重，31岁的我很快收到十几份offer，认真挑选一番，我放弃大厂机会，进入一家小型游戏公司，只因为创始人的一句话，“这里没那么多复杂事，你安心做技术，过两年团队稳定，直接转型管理”。
这张饼钓着我没日没夜地奋斗了5年，公司发展势头不错，再加上孩子出生，我也就一直没敢换工作。然而每当我做出一点成绩，老板的饼就往前挪一寸，挪到最后公司在业界小有名气，我却被判定“不适合做管理工作”，没能续签合同。
埋头苦干5年，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论专业我上比不过技术大牛，下熬不过新一波年轻人，游戏行业的日子不算好过，年龄劣势加上没有管理经验，我很难进入互联网大厂，只能继续委身小公司。
接下来的4年，我陆续跳了3家游戏公司，每一家都以倒闭告终。看到罗永浩被嘲“行业冥灯”，我忍不住跟朋友说：“看来我也能凭一己之力，摧毁中国的游戏行业。”
回到家乡后，我每天晚上疯狂地骑两个小时自行车，仿佛这样就能把所有烦恼甩在身后，可一停下来，焦虑还是会瞬间漫上心头。晚上站在窗前，看着车流，时常有种想哭的冲动。
失业这一年半，我每天上网搜索“大龄程序员出路”，各类帖子早已背得烂熟，能在这个行业留下的人，要么能力出众，早早转型管理，要么技术纯熟，还在不断提升自己，而像我这样资质普通的大多数，踏错一步，只能后果自负。
在沈阳休息了两个月，不得不打起精神再找工作，一圈招聘启事看下来，我还是走上了中年失业的不归路——转行卖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