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公交燃烧案：一次蓄谋已久的泄愤事件
2004年10月26日下午13时许，长沙韶山路一辆牌照为“湘AO4337”的7路公共汽车突然爆炸。
当晚21时许《凤凰周刊》记者来到长沙时，现场已被打扫干净，未留下任何痕迹。路边书报亭主人张某回忆说，当时“轰”一声巨响，接着“啪啪”响声大作，张大骇，急忙蹲在报摊下面。外面哭喊声一片，张跑出来看到，公交车冒着浓烟，车身两侧玻璃均已炸飞，很多学生哭喊着从车窗里往外爬。一些人烧得体无完肤，站着嘶哭。
该时段是长沙学生上学高峰。张说，在数台救护车赶来之前，他至少看见近30名学生被烧伤。
部分伤者被送到附近的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部和住院部均有大量保安把守。5楼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长沙市第21中学学生周晓艳面目全非，周父俯身照料孩子，周母捉住记者的手大哭，翻来覆去一句话：“我的女儿毁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让这座省会城市陷入深深的惊悸，也迅速震动全国。
54人受伤，犯罪嫌疑人目前就医
10月27日，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刘伏友向《凤凰周刊》表示，该院接收了爆炸案中的所有重伤者，没有人死亡。
10月27日下午，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江签发新闻通稿，宣布案件共造成54人不同程度烧伤，其中危重病人9人，目前暂无人员死亡。警方已确定爆炸案件制造者名叫阳进泉，今年54岁，“因为家庭矛盾而厌世”。
通稿未透露阳进泉的伤情及现状，《凤凰周刊》获悉，阳进泉至今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治疗，除当晚通知家属辨认一次外，受到严密控制。
10月29日，记者来到阳进泉的家乡——湖南衡山县江东乡石桥村。
阳家孤零零地蜷在两个山包脚下，泥土坯的房子陈旧、矮小。阳的弟媳李芳志在家，客厅里摆放着两副还未上漆的原木棺材。李说其中一副是阳为自己准备的，阳似乎为自己准备好了后事。在卧房里有一个大镜框，阳把自己的一张大幅照片放了进去。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摆满了颜色艳丽的纸制菩萨。
面对记者，李芳志突然哭了，说：“你以为他不苦么？”
据称，阳进泉是个遗腹子，三岁时母亲改嫁，再大一点他离开继父家回到村子由叔伯父抚养。13岁时到江西打小工。17岁回村参军入伍，在广东海军部队服役。5年后，阳复员回乡，被安排在衡山药材公司，下到村里帮村民种植药材。
村主任曹文贤说，阳早年在部队里入了党。像村里其他47个党员一样，阳看起来耿直、热情，愿意帮助其他村民。每年的党费和上缴税费一分不少。阳还经常做其他村民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遵守国家政策。村民们印象深刻的是，1999年村里阳新雨夫妇吵架，扬言离婚，只有阳上门做两口子工作。
对于阳疯狂报复社会的原因，曹文贤和其他村民认为，是夫妻离婚导致的家庭矛盾“烧坏了阳的脑子”。
疑妻外遇成心病
在阳的衣柜抽屉里，三个孩子的小学学生证和一家人的红色户口本叠放得整整齐齐，昏黄的黑白照片上，孩子们腼腆地笑。这个家庭到底发生过什么？
1975年3月，通过公社书记介绍，阳进泉和一个叫彭华（化名）的农村女孩结婚。彭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转正，一直住在学校，一周回村两次。而衡山县药材公司不景气，阳下岗了，靠编制花圈和烧给逝者的纸制灵屋为生。阳的手工细腻，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纸马师傅，夫妇有了两女一男3个孩子。
10月29日晚，记者找到了彭华。瘦小的彭原地立正，局促不安，她已有了新的家庭。彭说长沙公安已找她谈过话，她知道了阳在长沙的事情。
当听说阳伤害的54个人中有很多学生时，彭脸色煞白，这显然是她未知的信息，她说了一句“丧心病狂”。
“没有人能够和他一起过日子。”彭说，她给阳端一杯开水，阳也会说她下毒，并且拒绝和她同居，说怕她拿刀杀他。
夫妻俩的巨大冲突，始自二女儿阳小芬（化名）的婚嫁。小芬16岁时，母亲想将她许配给同校一个曹姓教师，曹在学校被公认是一个上进勤奋的好老师，彭认为他是女儿可以托付终生的人。阳进泉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女儿太小，不能嫁给她的班主任老师，进而怀疑，彭之所以在意这场婚事，是因为与曹有染。
11月1日下午，记者找到小芬。瘦小、蜡黄的小芬说，阳进泉多次告诉自己，母亲是一个生活淫荡的人，和学校很多男教师有染，而小芬一度相信了父亲的说法。1995年9月，小芬在师范上学期间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转述了父亲的诸多指责，希望母亲能够和父亲充分交流，解决好夫妻矛盾。
“我差点把母亲逼疯了。”小芬说，学校的老师们打电话把她从学校叫回来，说彭老师是学校里最朴素、最谨小慎微的老师，为供子女上学，舍不得花一分钱。一些老师痛斥她对母亲的鲁莽。小芬去找父亲，要他与母亲对质，阳进泉却拒绝承认说过妻子的不是。
女儿最终相信了母亲的清白，却无法劝阻父亲的坚持。一个曾经其乐融融的五口之家开始破裂：
小芬自愿选择了母亲介绍的曹老师，与父亲决裂；
姐姐小霞（化名）在父母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匆匆忙忙把自己嫁了出去；
小儿子小军（化名）是家庭矛盾中最大的受害者。当年的初中生有时觉得母亲是一个荡妇，有时又觉得父亲是大骗子，他变得罕见的叛逆，一度冷漠而暴躁，阳进泉还曾操起菜刀在村子里追砍儿子。小军最后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离开村子。
“不离婚，母亲最后会被父亲逼死。”小芬说，他们姐弟最后一致支持母亲离婚，他们认为选择离开才会安全。
曾欲火烧政法委施以报复
1998年2月13日，彭向衡山县法院提出离婚。编号（1998）衡山民初字第16号判决书显示，当时阳见彭去意已决，便提出自己多病、无工作，要求女方给予经济补助。
3月23日，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彭只身离开了村庄，并支付阳6000元补助。其中3000元是小芬向单位借的。她当时一个月工资才300多元，而此后学校每月扣留300元直至还清欠款。
离婚后，阳进泉找了邻县一个妇女共同生活，两年后再度分手。
阳进泉原本不服法院判离，第二段家庭生活失败后，他不断上访。阳进泉经历过“组织”包揽人民公私大小事务的年代，已习惯仰仗“组织”，而彭是有“组织”的人，阳就坚持认为彭的单位——江东中学和县教育局在离婚案中帮了彭，导致法院判离。
阳多次向衡山相关部门写送报告，要求法院纠正判决。阳甚至通过战友找到县政法委某高层，要求政法委出面干预，对方表示政法委无法介入。
《凤凰周刊》调查获悉，2000年下半年，阳进泉曾为此带着汽油到县政法委放火，但误烧了隔壁的老干局。后来，阳只身到湖南省公安厅投案，被衡山县人民法院判刑一年半。
2001年，阳进泉出狱后又找了本乡一个妇女，并搬到了女方家里。
2002年下半年，小芬在学校意外看到了父亲，阳进泉说自己现在做了别人的上门女婿，衡阳农村规矩是子女可以拒绝赡养“倒插门”的父亲，他担心小芬三姐弟以后不会赡养他了。小芬表示自己一定会尽赡养之责。阳进泉松了一口气，说自己其实雇了“保镖”一起来的。小芬觉得气愤和悲哀，对女儿都先礼后兵，“哪有这样的父亲？”
2003年春节，儿子小军从广州回到了村里，给阳进泉送去钱和新衣，当着父亲和他新对象的面表示，子女们都希望父亲过得好，他们会照顾他的晚年生活。
然而，阳进泉和那位妇女最终分手。2004年6月22日，阳去了县城宏源信息公司，交了100元征婚信息费，想再找老伴。
案发后，相关资料已被警方调走。公司经理欧阳春林向《凤凰周刊》回忆说，阳在个人资料中介绍自己“高级纸马师，年收入上万，有三个子女，一年可供一万元生活费”。公司给阳介绍了一个妇女，但见面后双方均不满意，“阳很失望、焦躁”。后来，他们又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准备通知阳见面。没想到凌晨两点，长沙刑警叫醒了他，说阳出事了。
“阳的表现奇怪，所以我们对他印象深刻。”信息公司的员工说，阳嘱咐中介所，出生年分和他八字不符的女人“再好也不要”。
在寻找新伴侣的同时，阳进泉继续上访。他不识字，只能口述，曾多次花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润笔费”请人代笔写上访报告——他赚来的辛苦钱几乎都投入进去，却没怎么去治严重的支气管炎。案发当晚，警方在阳家阁楼上找到了所有报告材料，并拒绝公开相关内容。
“我们活在恐惧中”
2004年9月13日，乡政府派人到村里，要阳尊重法律判决。
村民说阳此后一天比一天怪异，他晚上睡觉时，先在外面锁好大门，然后从后门进去，“似乎是怕别人害他”，几次村里有人找他，都以为他不在家。而对阳的家人来说，他们开始生活在阳制造的恐怖当中：阳进泉多次警告自己的大女婿不要将孩子交给岳母抚养，他迟早要对彭下手，以免牵连。
案发后，村民告诉长沙刑警，阳曾公开扬言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阳留给村民最后一句话是“我去赶集了”，村民们说阳无法得到高爆炸药，否则伤害会更大。
“我们知道父亲开始有点不正常，但我们只能躲着他。”小芬坚持认为她的父亲存在精神疾病，所以无法沟通。阳进泉到底有无精神方面的疾患，需要权威部门鉴定认证。但一个事实是，当亲人和亲情都离开以后，这个出现怪异现象、充满仇恨的人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心理出路。
10月26日深夜，小芬随同长沙刑警去长沙做辨认工作时，只看到父亲纱布裹缠外的嘴巴和眼睛。阳进泉听到女儿喊他，没有应声，迟疑地点了点头。
“这一天真的来了，只是受害者由我们换成了长沙的那一些无辜的人们。”小芬在记者面前猛地扭头哭了。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英红分析阳的行为时表示：“遇到想不开的事，农民找不到渠道排解，生存环境也没有较多支持资源，他们很容易采取过激行为。”
相关资料表明，中国自杀死亡者中有63%的人患有各种精神疾病，接受过诊治的还不到10%。而农民对心理医生和心理疾患甚至谈不上知道。
当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宗族纽带在现代农村日渐松散，基层政权的官员往往在催收税费和监督村民结扎时才会去村里，农村成为一个缺乏心理关怀的角落已成普遍现象。与此相伴的是农民的高自杀率和报复社会犯罪率。《中国妇女报》电子版曾援引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资料说，中国每年约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采访中，村民们称自己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群体”。
2004年7月7日，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张庆国撰文《农村妇女高自杀率原因对策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且城市自杀率要远远高于农村，而中国截然相反，农民自杀特别是农村妇女自杀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长沙公车爆炸事件再次表明，这一问题远远不只是农村和农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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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爆炸案嫌犯李彦的非常人生
核心提示 因一起咖啡屋爆炸案，戏剧性地引出昆明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犯。人们痛恨其无耻行径的同时，对造成嫌犯对立违抗人格障碍的各种环境进行了深刻反思：社会和家庭如何对这类人群进行心理疏导，以避免潜伏在内心的心理危机发展到危害社会。
12月24日，30岁的农民工李彦在昆明一间咖啡屋上完厕所后，被包里的定时炸弹炸成重伤。
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将李彦与昆明公交车爆炸案联系起来，直至他临死前的惊人之语：“昆明公交车爆炸案是我干的”，“因为仇恨”。
李彦生前最后的话语和警方DNA鉴定的结果，让牵动着无数人心的昆明爆炸案也落下了帷幕。但关于李彦，在他已有的人生中，却有一段让人疑惑的空白
李彦从小父母离异，初一时就辍学，成为社会上的“小混混”；他是父亲眼中的不孝子，12岁就称自己为“孤儿”，开始在社会上游荡；他性格灰暗，成为持刀抢劫的“江湖人物”。
李彦的父亲李培尧，这位68岁的老人，直到最近两天连续有警察到来时，才知道不孝的儿子出事了。他最后悔的是，当初没有把在社会上当“小混混”的儿子拉回学校。这位独居孤僻的老人，已经没有时间去了解他“陌生”的儿子，“调皮、固执、劳改犯”是他对儿子所有的记忆。
12月27日，《法制周报》特约记者采访了李彦的家人、邻居，还原其从不孝子到“恐怖分子”不完全的人生轨迹。
意外爆炸引出嫌犯
对于提前发生爆炸的原因，专业人员推测：仅有小学文化的李彦，可能将时间弄错了，他忘了22时和10时的区别。所以，定时炸弹意外引爆了。
12月25日清晨，突如其来的民警，打破了宣威市锦绣花园小区（以下简称锦绣花园）的宁静。老人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但至今他们的议论仍旧没有结论，他们依旧不知道小区里频繁进出的民警为何而来，只看到民警将一个个印有公安字样的纸箱，从三单元五楼的一个房间里搬到楼下的警车中，然后离去。
12月27日下午3时30分许，记者来到锦绣花园。此时，频繁出入该小区的警察暂时没了踪影。
小区中5009号房间是李彦生前的住所，是其女友刘春梅（音）所租的。记者看到，房间大门紧锁，在楼道拐角处散落着许多使用过的一次性鞋套和手套。楼下一位住户称，这都是民警留下的。民警近两天来，每天要来几次，每次来都会从屋里搬出一些东西，屋子现在差不多被搬空了。
10多分钟后，警察再次来到了该屋子。走在前面的两个民警扛着几个公安专用的纸箱上楼，随后进入了5009号房。记者透过门缝，能看到屋子里的构造，宽大明亮的客厅里，只剩下了一台电视机与一组沙发，门口凌乱地散落着近10双男士皮鞋。
据一位住户介绍，他们对居住在楼上的李彦并不熟悉，但经常看到有人在他家进进出出，“还有很多外地人，他们都说普通话。”除此之外，让邻居们感到异常的，还有李彦家的客人一般要在他家里逗留很久，有时直至深夜，并且有时里面还会发出阵阵声响，噪音很大。
据悉，民警在对李彦住所接连几天的排查中，搜出了爆炸物品和爆炸物制剂，共查获用1100克硝铵炸药制成的爆炸装置、雷管42枚、包装物等物证和自制手枪1支、子弹21发，并提取了生物检材。
警方通过对李彦从业经历的调查，查实在2007年7月，李彦在某工地修筑公路期间曾负责炸药、雷管领取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截留了硝铵炸药和电雷管。
侦查技术人员在萨尔瓦多咖啡屋爆炸案现场勘查中，发现爆炸装置残留物与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7月21日发生在昆明公交车爆炸案的残留物吻合，引爆方式相同；从李彦住处查获的相关痕迹物证，也与“7·21”公交车爆炸案残留物相同，两案有重大关联。
最终，警方查出咖啡屋爆炸案及昆明公交车爆炸案为同一人所为，嫌犯正是李彦。
警方通过走访和了解，大致还原出爆炸前后的情形：12月24日是西方圣诞前的“平安夜”，晚上肯定会非常热闹。当天早上，李彦来到文化巷的萨尔瓦多咖啡屋，他心事重重地点了份松饼和一杯咖啡。吃完后，他去了趟卫生间，就在他刚出来时，他那背在臀部的包就爆炸了，里面是他自己制作的一个定时炸弹。
对于提前发生爆炸的原因，专业人员推测：仅有小学文化的李彦，可能将时间弄错了，他忘了22时和10时的区别。所以，定时炸弹意外引爆了。
在萨尔瓦多咖啡屋爆炸案发生后，警方从现场地上和李彦的包里找到了一万多元现金，还有一包“软珍”云烟。
专案组民警走访发现，李彦断断续续地在贵州一个工地打工。在12月23日，其老板欲到昆明买车，邀他同往，他拒绝了。老板便交了2。1万元现金给他，托他交付给4名材料供应商。但李彦只付了一人的5000元后便逃离了。
一对陌生的父子
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更多的是停留在李彦6岁之前，老人将自己对6岁之后的李彦所有的印象与记忆，归结为两个字——陌生。
68岁的李培尧知道儿子李彦出事，是因为连续两天都有警察来到他的住所询问儿子的情况，并对他家进行了排查，但他至今都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
记者采访当天已是中午11时许，李培尧还未起床。几天来，他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他与妻子离异后，独自居住在宣威市客运站老住宿区最老的一栋单元楼里。
记者敲门后，“咯噔”一声，一扇残破的木门被打开，李培尧弯着身躯，左手握门锁，右手提着裤衩，问都不问就将记者带进屋里。房屋很简陋，里面摆放的所有家具，都是老人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之后，李培尧顺势坐在沙发上，随手将桌上的一杆旱烟点燃。
烟雾在门缝中透进来的光线中飞舞，屋内在浓烈的烟雾下显得格外的空旷和杂乱。
“不管他出了什么事，说实话，我不难过，我们父子之间心早就是凉了。”李培尧的开场白，让记者感到很意外。由于他右耳耳聋，左耳的听觉也很微弱，记者与他的交流很吃力，很多时候他都是答非所问或自言自语。
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更多的是停留在李彦6岁之前，老人将自己对6岁之后的李彦所有的印象与记忆，归结为两个字——陌生。
“我家小李彦从小就很聪明，胆大，命也大……”老人清楚地记得，李彦两岁半时，一次从二楼摔了下来，而楼下是一堆废铁。“从那里摔下去，十有九死，当时就有人大叫：‘哪家的孩子，完了，完了……’，当时，小李彦摔倒在废铁堆里后马上爬起来跑了。”李培尧说话时，嘴角上扬，满脸笑意。
李接着称，李彦4岁时，曾带着整个院子里的小孩从窗户翻到同事家的屋里，不偷不拿，但儿子却常常把雪花膏擦在脸上，而他就常常挨家挨户地去道歉。
12岁把自己当成孤儿
李培尧狠狠地把李彦打了一顿，至今他都认为打得好。但无奈的是，他的这顿打，并没有将儿子从社会上拉回学校。
6岁时，李彦上了一年级。之后，李培尧对儿子的记忆也干枯了起来。“我（当时）是客运站的厨师，都是早出晚归，平时偶尔回家时，儿子又去了学校。儿子上学后，我与他的接触就很少了”。
李彦12岁那年，李培尧一家人搬到了宣威市，李彦在宣威市客运站子弟学校读初一。然而，没过多久，李彦就辍学了，这成了老人一生最遗憾的事。
“主要是他妈太宠他了，不然他肯定不会就这么不读书的。”李培尧说，当年儿子给学校的老师写下一张纸条就辍学了，内容很简单：“谢谢老师，我走了”。
为此，李培尧狠狠地把李彦打了一顿，至今他都认为打得好。但无奈的是，这顿打并没有将儿子从社会上拉回学校。
“不读书后，小李彦就整天和他的朋友混在一起……”。当时，看到儿子整天无所事事，李培尧曾提出让他跟着自己学厨艺，但却遭到了李彦的拒绝。这让李培尧大为不解。
“我是正规的国家厨师，可是他却看不起我。他说，那是婆娘干的活，打死都不学。”这极大地伤害了李培尧的自尊，他曾经为获得铁道部举行的厨师大赛优秀厨师第二名而沾沾自喜，但这些却让儿子看不起。
此后，李彦开始长期不归家，并对外称自己是孤儿，一时之间，李培尧和李彦父子之间越来越疏远。李培尧只知道，李彦在外面跟他人学坏了，整天打架喝酒什么的。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人介绍，李彦在当地曾经是“道上”的一个人物，一开始就因为胆大，打架凶狠，10多岁的他被很多“道上”的人看好。此后，他开始跟着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鬼混，后来他开始自成一派，并且曾公开收保护费，胆子越来越大……
持刀抢劫的江湖人物
8年前，李彦被捕入狱的消息，一下子让李培尧明白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成了一个坏人，一个劳改犯。
如今，李培尧记不起最后一次与儿子见面是什么时候，因为时间隔得太远了。据李培尧所说，近十来年中他与儿子见面不超过5次。
“他已经不承认我这个父亲了。在宣威这个小地方，他都有五六年不来看我了。算了，我这道门就要关了。”李培尧的话语充满了无奈。
之前，在李培尧眼中，李彦始终是那个四五岁的小孩。8年前，李彦被捕入狱的消息，一下子让李培尧明白儿子已经长大了，而且成了一个坏人，一个劳改犯。
近日，记者从宣威市宛水派出所了解到，李彦确实在2000年被捕过。李彦于2001年11月15日因犯抢劫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宣威市人民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9年。
但是，由于他在监狱中表现良好，于2007年提前3年出狱，但依旧是该派出所社区民警的重点盯防人物。
警方查明，在宜良监狱服刑期间，李彦一直从事电工工作，对电器维修较为熟悉，减刑后于2006年5月30日刑满释放。
2000年，宣威市警方在全市范围展开了一场反黑除恶专项治理行动，李彦曾是当时宣威一个大有名头的“江湖人物”，成为警方重点清查的对象。
缺少心理疏导的青年
在陌生化的社会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倾诉、疏导和转移情绪的渠道，希望赢得一定的社会尊重与认同，消除偏执性人格障碍。
但出狱后的李彦，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李彦曾和其二姐合伙在宣威大方商业城开了间茶室。由于李彦经常和朋友在一起鬼混，很少参与管理，茶室开了仅一年便转手了。此后，李彦再也没事可做，重新做起了街头混混。
在李彦邻居眼里，他是一个十足的街痞、混混。与李家相邻几十年的邻居说，附近没人敢惹李彦，看到他都要躲远点。特别是在李彦剁了别人手指头后，大家更是连招呼都不敢和他打了。
李彦的二姐证实，由于缺少关爱及心里疏导，李彦出狱后心理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者说因那场牢狱之灾，将他内心深处最黑暗的一面激发了出来，然后呈几何级数放大。
记者了解到，当李彦被炸得血肉模糊之后，在送往医院救治神智还清醒时，曾与医生、民警有过对话。除了说自己的名字、身份外，还说出了惊天的一句：“7月份的公交车爆炸案是我干的。”。而理由便是“仇恨”。
据警方调查发现，李彦对社会非常不满，常说的话里都有“黑暗”等字眼。而且不久前，他就曾在很自然的状况下说过“我肯定活不过今年了”的话语。
昆明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敏把李彦的仇恨，归结为“厌世”。警方调查发现，李彦的心理状态很灰暗，他从小父母离异，初中时辍学，随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后来又因为犯罪而入狱。判刑后，他的人格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想报复社会。
有关人士与将李彦与邱兴华、马加爵相比较后，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性格孤僻，家庭贫困，与周围环境长期处于对抗状态，因此才会把仇恨放大无数倍。在陌生化的社会里，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倾诉、疏导和转移情绪的渠道，希望赢得一定的社会尊重与认同，消除偏执性人格障碍。
少数一部分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固定职业，经济上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情感上得不到社会认同与尊重，长期对社会产生对抗情绪，成为生命价值严重虚脱的人。这种精神上的无所依靠，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心理危机，精神压抑久了，很容易失控走向极端。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本报心理危机干预团队专家、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副教授肖琳琳分析认为，李彦18岁以前在家庭离异、辍学沾染社会恶习和入狱生活的社会环境下，形成了对立违抗人格障碍，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问题，直到发展成仇恨、反叛社会，他的自卑和贫穷激发了冲破底线采取过激行为。他的疯狂并不是因为社会不公，而是来源于内心的心理危机。
肖琳琳表示，这类人群平常往往表现为性格孤僻、容易产生对抗仇恨心理，社会应当给予他们更多关爱，周围人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由于其对立违抗人格障碍是在18岁以前产生的，因此社会和家庭对这类人群采取心理干预越早越好，以避免潜伏在内心的心理危机发展成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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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交纵火疑犯身世调查
姓名：张云良
年龄：62岁
籍贯：江苏苏州
17岁参军
复员进铁矿工作
1976年左右，南下广州“淘金”
1977年被铁矿开除，此后长期在外做生意
2006年到成都
靠女儿救济生活
又嫖又赌女儿生气“断供”
悲观厌世制造惨案
【核心提示】
成都纵火案日前告破，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已当场死亡。张云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年轻时当过兵，进过厂，经过商，长年不顾家，有点六亲不认，晚年孤身漂在成都又嫖又赌……记者通过调查试图还原他的人生轨迹，重绘其从苏州到广州、从广州到成都的心路历程，以发现其纵火动机。
■调查之现场
土地被征和女儿分到4套房
记者通过警方得知，张云良的户籍就在苏州市高新区辖区内的浒墅关新区派出所，其户口在一个名叫“阳山花苑”的小区。
记者日前来到该小区，里面住着动迁农民4万多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建立后，原浒墅关镇18个行政村的大批被征地农民搬进了该小区，其中就包括张云良所在的原浒墅关红星村的所有村民。记者打听后得知，张云良和两个女儿一家动迁后，共在阳山花苑小区分到4套小户型的住宅，价值至少200万元，4套住宅有的出租，有的空着。
准备丧事的木圆堂尚未拆除
在阳山花苑一区12幢楼前，搭建着两个长长的棚子，四侧是木板，顶上盖着油布。旁边，还有一个搭建一半的小棚子。“这是张云良的家人准备为张云良办后事用的木圆堂，后来不办了，却不见有人来拆除。”附近一路人说。
与张云良曾经在原吴县铁矿工作过的工友徐先生说，在张云良被确认死在成都公交车上后，其家人回来就张罗了丧事，后来，因为张云良涉嫌纵火引燃公交车，丧事这才停下来。
让徐先生不解的是，丧事没办，张云良的两个女儿和其他家人都好像失踪了，听说两女儿是被控制了。
■调查之家庭
两个女儿“很争气”
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
据小区居民介绍，张云良的两个女儿“很争气”，都学有所成找到不错的工作。“大女儿原来在银行上班，后来辞职到了一家台资企业，当了副总，小女儿在镇上幼儿园教书。”“张云良两个女儿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听说大女儿现在年薪百万。小女儿的丈夫是做生意的，好像是一家租赁公司的老板。”
和妻子关系不好
没赚到钱要女儿“孝敬”
据小区内一小卖部的老板说，她认识张云良的妻子顾女士，但从来没见过张云良。以前，顾女士在当地一家绣花厂上班，因张云良长期外出不归，家里全指望妻子支撑，但两人并没有离婚。顾女士并不住在阳山花苑小区，而是住在浒墅关镇上的师古浜。
据小区内一位了解张云良家庭情况的王先生介绍，张云良长期在外，已漂泊了20多年，可并没挣到什么钱，即使挣了点也被挥霍了，反而不断向家里要钱。两个女儿开始每月给他寄去600元，后来给多少就不知道了。两个女儿家庭条件都可以，并不在乎那点钱，主要希望张云良能回来安度晚年。
欠妹妹500元断绝来往
在知情者的指引下，记者找到张云良的妹妹张学宝。在村里的房子被拆迁后，她也居住在阳山花苑。听说记者来是采访其哥哥张云良的事情时，她显得很平静，“我和这个哥哥很长时间都没有来往了。”
张学宝比张云良小7岁，说起张云良，她称哥哥长相很好，而且对人和气，以前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很好，几乎不怎么吵架的。可是，后来张云良有次借钱，伤了兄妹之间的感情。“多年前，他问我家借了500元钱，却不大讲信用，我催着要了很多次，都没有讨要回来。”
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后来，哥哥的女儿出嫁，作为姑姑肯定要被通知参加的，没想到张云良竟然没有告知她家。于是，从此两家不再有什么来往。
■调查之轨迹
从小性格外向
17岁参军到过越南
记者还找到了张云良的一位老邻居——65岁的张宝兴老人。他与张云良从小就是很要好的玩伴。据老人回忆，张云良从小性格外向，非常调皮，17岁就参了军，其间还跟随部队到过越南。4年后，退伍回来的张云良很快便娶了村支书的女儿，“村支书的女儿很漂亮，张云良还是有点本事的。”
南下广州经商后
有点“六亲不认”
复员后张云良被分配进吴县铁矿工作。“大概是1976年左右，张云良跟人去了广州一带。”吴县铁矿的原矿长陆先生说，当时，张云良做生意不在行，就跟在老板的后面打杂。然而，自从这一次出去后，张云良和原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去好像不想家，很少回来，没有家庭责任感，并在外面学会玩了，喜欢嫖娼。”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回来找过我，具体年份记不清了。”陆矿长说，张云良自从外出后有点“六亲不认”，“妻子、孩子不顾，连父母去世了都没回来。”
在苏州曾被债主追债
解除收容教养还不满3年
记者从苏州警方一人士那里了解到，张云良曾被多家债主追债，也因此被警方拘留。“据调查，事发时，张云良解除收容教养还不满3年。”那么，张云良在事前打了电话给家里，还说了“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等内容，为何家人没重视呢？张云良原单位的工友朱先生认为，张云良一方面是离开苏州后，在家乡留下了不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家人对他的话也难以全信，“可能是认为他借口要钱而已吧，没想到他真的这样做了。”
孤身漂在成都
患有“皇帝病”
2006年，张云良来到成都。他孤身一人在外如何生活，以前熟悉他的人都难以知晓。不过，就在张云良被认定是纵火嫌疑犯后，7月3日，网友戴燕林在天涯论坛上发帖称，张云良曾到他的公司应聘过。
“我问他为什么千里迢迢到成都来，苏州不是很好吗？他一会儿说是谋求发展，一会儿说自己年轻时是建行行长，一会儿说在谋求大业，只是暂借此处歇脚。”接下来的交谈中，戴燕林得知张云良不能吃海鲜，因为有“皇帝病”。“原来就是痛风。他说是因为他年轻时山珍海味吃多了，落下这一毛病。”
后来，戴燕林让张云良先回去，需要人手的时候会电话通知上班，但张云良再也没出现过。
纵火动机到底为何
尚是谜团
据成都警方通报，张云良案发前暂住成都市，2009年，女儿因其又嫖又赌，减少了给他的生活费，张云良多次以自杀相威胁向家人要钱，并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情绪。
对以上通报，众多网友有些不解。“家庭条件这样优越，张云良为何不回家？”“他又为何长期在外漂泊？”“他纵火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纵火是无依靠，还是无颜回家所致自杀？一切都还是个谜。
他们眼中的张云良
老邻居：
“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曾是红星村二大队干部的查金根老人也住在“阳山花苑”小区，他对张云良的第一句评价就是：“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据说年轻时的张云良在村里的口碑就不是很好，经常私占公家东西、总是骗人，是他的两个最大缺点，不肯安心种地则让村里的老人替这个年轻后生的未来担心。
老领导：
“人不敢做的他能做到”
“张云良很聪明，心计不少。人不敢想的，他能想出来，人不敢做的，他能做到。”据张云良的昔日矿长陆先生说，通过一件事，让他看到了张云良有着一定的“本事”。
一天，张云良下井干活回来，发现自己价值上百元的手表没了。张云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但案子迟迟没破。不久，张云良急了，决定自己破案。“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本领，竟真的破了案，在矿上一员工那里把手表找回来了。”陆矿长说，案子破了，张云良认为警方不如他有能力，于是在矿上连偷两块手表让警方再来破案。
陆矿长说，或许是张云良和警方赌气，当两名被盗矿工报警后，警察还没来，张云良又把手表分别还了回去。
【声声入耳】
系列悲剧
警示社会心理危机
从失意农民工抢出租车撞王府井大街上的逛街者，到珠海泥头车撞学生事件；从惠州公交车司机驾车狂奔伤亡多人，到成都的“6·5”悲剧，近年来接连发生的街头悲剧，无不表明这个时代正在经历复杂的心理危机与社会危机。
随时随地关注社会心理健康，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跨越这场社会危机与心理危机的关键，仍在于以权利为公约的公民教育。一个真正成熟的公民，只会就自己应得的权利讨价还价、就事论事，而决不迁怒于他人，以剥夺或消灭他者的权利甚至生命权利宣泄心中的不满。——新京报
公交燃烧后的众生相
张云良是一个懦弱到阴暗的灵魂，同样是在案发后，一位自称“成都市动物园员工”的妇女，在现场爆出猛料，称她在陆军总医院地段就已发现公交车在冒烟，如此捏造，也许只为现场“新闻人物”的一种成就感，却误导公众，混淆真相，使事故的调查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并伤害了事件中的当事人，比如当时的公交车司机。这样的作为，非愚昧与扭曲不足以解释。面对成都公交燃烧的人为灾祸，幸存的人们在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而我们在审视这世界已经存在的生活时，必须审视自身的精神内核，而不是一味指斥制度。 ——晓宇
“真相”水落石出
公众疑虑如何破解
事故“真相”水落石出，但某些网友质疑声仍然不断。有的怀疑62岁的张云良不可能嫖娼；有的认为打火机防风罩不一定是他的；有的怀疑引发这样大火需要大量汽油，其可能拿不动；有的直截了当认为，“真是这样吗？现在已死无对证了，怎样说都可以”，“又一个替死鬼”等等。网友们这样纠缠不清，怀疑、讽刺，并非是“一根筋”做法。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根源在于：当下信息不对称，某些公安机关平时执法不力，办案不透明。显然，破解公众疑虑需要警方客观、公正执法，逐步提高公信力，才可能扭转这种尴尬局面。——李万友
专业部门为何赢不过
“业余的专业人士”
自周老虎事件以来，网民中的“业余的专业人士”对一些公共事件条分缕析，获得频频喝彩。成都“6·5”悲剧发生后，有网友做了看起来比警方更专业更细致的分析，还有人从新华网前后发布的两则报道中找到疑点。他们及时而积极的表现十分抢眼，因而获得网络舆论的信任也与日俱增。而这种信任，原本应是留给那些真正的“责任专业部门”的。当不少人选择更相信网民中的“业余的专业人士”时，说明我们的社会信任工程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 长平
■本版稿件综合现代快报、 扬子晚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