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8年，明武宗正德三年。
由于开罪炙手可热的大宦官刘瑾，挨了四十大板、并被“流放”的王阳明，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蛮荒之地”——贵州龙场驿。
受尽折磨的王阳明，却无暇顾及自身遭遇，而是始终在思考一个哲学问题“人如何才能做圣贤”。
久久上下求索而不得，终于在某个夜半时分，他激动地大喊大叫，说出那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
贵州龙场，今天的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众多企业家前来此“寻道”、追随王阳明的步伐。
王阳明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企业家的“老中医”。比如马云就曾表示，自己把《传习录》看了不止两遍，受益颇深。
为什么王阳明心学能“药到病除”？大概是因为中国企业家是烦恼最多、精神高度痛苦的一群人，他们需要从阳明心学中“获得光明”。
同样地，在疫情三年、外部挑战不减的今天，如何从人心内部寻找动力，也成为摆在大多数普通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如何找到答案？我们可以翻翻王阳明心学。
复旦大学哲学院退休教授王德峰，对王阳明的研究颇有心得。本文为王德峰在中智视野文化讲坛上所作“王阳明心学及其当代意义”的演讲精编，内容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收录于第31期《进化》，此为上篇，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王德峰 复旦大学哲学院退休教授
编 辑：余心丰
今日之中国，欲望汹涌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个题目——王阳明心学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人生哲学。而王阳明心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因此就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最高成果。
王阳明心学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是《传习录》。它是每个中国人必读的书，就像基督教国家必读《圣经》。但中国传承哲学教育的传统，失之已久。
我们对下一代最重要、最根本的责任是什么？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精神家园，安心立命。
我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到了40岁还不相信有命，此人悟性太差”。年轻人不相信可以理解，但到了40岁还不知道有命，不是智商不够，只能说悟性太差，不能领会人生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知道，人生富贵穷通，莫非命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比如我们出生于怎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父母成了我们的父母？
这件事不容我们选择，你恰好出生在富豪家庭，他恰好出生在贫苦家庭，在这件事上，我们一律相信有命；在其他事情上，我们不相信有命。
孟子有句话很重要，他说人生总是有所求，但是“求”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追求的“求”，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第二种“求”，叫作“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举个例子，文革尚未结束前，我曾在中学读书，但学的东西残缺不全，后来中学毕业进工厂做了3年半的工人。
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二年报名参加，但准备得根本不充分，忐忑不安地走上考场，但我一看考卷，凡是我做不了的题目，它偏偏没有出；它出的恰好都是我懂的，全都做出来了，最后一举考进复旦。这是真实的，绝非虚言。
后来我读孟子的书，发现他说得真对，比如某个人考大学，那应该努力，只要有方法地复习，最终增长了知识和能力，这段时间就不会白白过去，这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但最后是否能有一个很好的分数，让自己能考进清华北大或者复旦，这件事不归你管，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很简单的道理，但大概要到40岁后才能相信。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中国哲学、谈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王阳明心学。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应该重温王阳明心学？
因为今日之中国，众欲汹汹。各种欲望汹涌澎湃。
我认识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总，他跟我讲，自己现在在单位开会要放到3点钟以后，因为3点钟前开会，你在上面做报告，他们都在下面看手机炒股。一场报告做完，已经完成几次交易了。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形成这样一个民风——各施其能，各谋其利，纷争付诸于法律，前途交给了偶然。
我们的GDP增长得很快，甚至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大量的资本，如流水一般静来静往。这无可厚非。
但一个民族不可能以它所拥有的货币，作为这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如果整个民风重功利、轻道义，这个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因此，社会信任的普遍危机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病症。当父母与孩子对簿公堂时，我们作何感想？当兄弟姐妹间为了那么一点点财产而骨肉相残时，我们又作何感想？
这个民族靠什么站起来？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内不能安、外不能立。
如何站起来，靠宗教吗？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有宗教的民族。虽然我们这个民族也有一些宗教徒，比如基督徒，中国基督徒跟欧洲基督徒从表面上看差不多，都参加相同的宗教仪式——到教堂做礼拜、吃饭前祷告，等等。
但当一个中国基督徒祷告时，他心中在想什么？他可能在想，“我儿子今年高考，主啊，我向来忠心地侍奉你，你一定要帮我”。
这时，他心中不会再想着他灵魂的拯救问题，“我这个有罪的灵魂，主啊，希望你能够拯救我”这种西方神学观念并没有在一些中国基督徒的心中出现。
宗教信仰并不是指向人间幸福的，而是指向灵魂的安顿。所以当有些中国基督徒在祈求上帝时，他们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中国式的。
我们是一个没有上帝管人心的民族。那么，靠什么？中国将来靠的是哲学。
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处理人自己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麻烦，所以佛家讲现实世界是什么？尘世。尘就是烦恼。人世间到处都是烦恼。
生命外部的麻烦比较容易对付。我们凭借着文明发展，积累起经验和知识，可以把生命的外部环境安排得更适合于人的生存。
人最难对付的是自己生命内部的问题，就是我们心的安顿。我们的身体一旦得了病，有了肉体的痛苦，烦恼马上起来。
甚至没有病时，照样有烦恼。烦恼来自哪里？来自人心。在肉体根本不痛苦的情况下，我们的心照样能生出烦恼来，这正是我们必须对付的棘手难题。
孔子在《论语》里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什么叫“不仁者”，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指的是坏人，不是，而是指心没有安顿好的人——心中无仁之常体，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这叫左也不安、右也不安。
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属于不仁者，因为心没有安顿好。
中国哲学刚起步时就面对这个问题。东周末年，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上百个诸侯小国彼此征战。
我们的民族在东周时遇到大痛苦，而人类以痛苦为代价学习真理。进而出现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其中主要是6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开始论道，因为大痛苦来了。
中国哲学因此起步，面对的就是如何安排好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人生为什么成了问题？因为能生出烦恼的那颗心，是“无限心”。
一个简单的说明，就能让大家相信“无限心”的存在。人都是在时间中存在的，对于人而言，时间是三维的，由3个东西构成：一个叫过去，一个叫当下，一个叫未来。
我们怎么活在当下？以筹划未来的方式活在当下。比如我此刻在讲课，但我在讲这句话的同时，也正在筹划着下一句话。
未来还不是事实，并不存在，但我们已经正在去筹划那个并不存在的未来了，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心有无限的一面。
它说明我们超越世俗、超越现实，去筹划那个尚不存在的未来，烦恼都从此而出，但人生的精彩也从里边来，因为筹划未来也是提出理想。
我们假设一下，某人经过许多年的努力，积攒下一大笔钱，终于买下他梦寐以求的一栋豪华别墅。在他买下豪华别墅的那天，他心中这么想，从今天起，我的幸福人生开始了。
各位想一想，他这个想法对不对？肯定错了。因为这栋别墅将来一定是别人住，只不过现在不知道是谁住，他自己只是暂时地住一住。我们都是人生的匆匆过客。
可见再豪华的别墅也好，再高的权位也罢，都是有限的事情。我们的无限心，无法安顿在有限的事物上。
我们在现实世界里找一找，能找到无限的事物吗？不能，构成这现实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是有限的。于是一个结论来了，我们要想去安顿好那颗无限心，是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去安顿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超越现实世界，叫作“出世”。我们要早早地让下一代明白这个道理，先指引一条让他的心出世的路，从现实的利害得失中超拔出来。而这一步，我们从来没有指引下一代去走过。
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告诫他们，现实是残酷的，因此利害得失要搞清楚，要学会在这世界上趋利避害，却从未想过要教他们另一件事——先出世，后入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入世的前提是什么？入的前提是出。你从未出过，谈什么入，你不就在世中吗？“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句普通中国老百姓都会说的话，恰好就是中国哲学的境界。
前些年，我到中国台湾考察他们的通识教育，向他们取经。席间，一位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教授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看来，大陆现在是没有“文化”的。
我当时听了很不高兴，马上就说，我就是搞文化的。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大陆的社会生活现在是没有文化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这位台大中文系教授在跟我说什么了。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在哪里？很简单。
假如你办一家商店，从经济学角度看，追求利润的目标无可非议。但你除了知道这个目标以外，没有忘记在商店大堂的墙上书写4个字“童叟无欺”，这叫文化来了；
假如你办一所民营医院，同样是投资行为，但你没有忘记在医院门诊大厅的墙上书写4个字“生命至上”，这叫文化来了；
假如你办一所民办学校，有利润目标同样无可厚非，但你没有忘记在教学大楼的墙上书写4个字“有教无类”，这叫文化来了。
这个文化要想到来，前提是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先要有出世的精神，而后回来做入世的事情。
今天我们讲中国哲学，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如何安顿好自己这颗“无限心”。这就在根本上把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区分开来了。
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生问题，而西方哲学的主题是知识问题。这并不是说西方哲学不考虑人生问题，而是它认为人生问题解决的前提是知识问题的解决。
所以西方哲学追求什么？追求人类获得客观、可靠和有效知识的方法。这是他们处理的中心问题，在知识问题解决后，顺带回答人生问题。
而中国哲学从公元前5世纪起步，一直发展到今天2000多年，一直是人生哲学，最高峰就是王阳明心学。
儒释道，
如何指点出路？
上面说到东周末年百家争鸣，后来许多学派衰退，以儒家和道家为主。
到了两汉之际，佛教来到中国。经过好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到唐朝终于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让佛经说汉语。它意味着佛学思想的中国化。
从此，中国人生哲学分成三大块——儒家、道家、佛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儒释道3家，分别是如何指点一条出世道路的：
1. 儒家：无所为而为
儒家指点的“先出世而后入世”的路，简要概括就是一句话：无所为而为。
“为”就是做事情。人生在世，不能不做事情。比如你有两只脚就得走路、有一个头脑就得思考和学习。如果你有两只脚，偏偏不让你走路；有个头脑，偏偏不让你学习，这是对你很严重的迫害。
不做事的人生不能称为人生。但该如何做事？儒家概括出一句话“无所为而为”，它针对的是“有所为而为”。
我们平时做事情，如果从未有过出世的境界，做事情总有一个目标、目的，始终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看作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和途径的话，这就叫“有所为而为”。
因此“无所为而为”指的就是，我们并不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当成是达成另外一个目的的手段和途径；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因为它本来就应该做、不做是不对的。
它自己就是自己的价值、自己就是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达成某个有利于我们的结果。这样的人生，将永不失败。
举个例子，假定我发现上海杨浦区人口密集，但是缺医少药；再假定，上海就两家医院——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它们的医疗力量无法覆盖整个杨浦区。
我发现了这点，于是办了家医院。但由于我一不懂经济学、二不懂金融学、三不懂管理科学、四毫无经营企业的任何经验，于是我的这家医院开了半年就维持不下去了，只能收场。
请问我失败了没有？没有失败。因为我在这半年里至少做了这么一件事：救死扶伤。并且产生一个效果——提醒别人，这里真应该有家医院，于是让有本事的人来吧，他就当仁不让地来了；而我呢？当仁而让，没有失败。
我们能否跟年轻一代讲讲儒家的这个道理呢？什么叫永不失败的人生？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努力地去做某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去做。
我们甚至可以凭借经验和知识，提前知道做某件事的后果对自己是不利的，但我仍然去做，这叫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儒家出世精神和入世的统一。
2.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
道家指点出世的路，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不是指不做事，而是不人为地做事。“人为”两个汉字合起来又是一个汉字，叫“伪”。伪就是造作。
道家反对人为就是反对伪、反对造作。造作为什么不好？伪为什么不好？
因为但凡是中国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立场，叫“天人合一”，只是儒家、道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的重点在人，后者的重点在天。
按道家的说法，人类生活的幸福都来自于天，麻烦和苦恼都来自于人自己。因此，从这个出发点出发，道家叫我们做减法，“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为的因素减得越干净越好。
以吃饭为例，人都要吃饭，这没办法，因为天道规定每个人都有胃。但是如何吃饭就彰显出道家的精神了，比如你偏要吃到法国大菜不可、非得餐餐美味佳肴，不然就叫没吃过饭。这就叫人为。
战国时期有个道家的人叫列子，他说过一句话“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我们看今天的中国人离开道家的精神多么远，充斥于市场中的各种保健品，全是什么贵之、爱之，但我们的肉体难道因此就“厚”了吗？
那么，按照道家的原则，吃饭该怎么吃？我相信一定是8个字“已饥方食，未饱先止”，这就叫顺应天道。吃饭如此，人生的各个方面无不如此，都要做减法。
从此以后，你带着这样的认识去读《道德经》《庄子》，要从这些著作里获得什么？指点。指点我们如何做减法，学习做减法的方法，最终要学会做减法的实践，顺应着去做，不知不觉你的行为就在天道里了，于是叫“无为而无不为”。
这是道家的出世精神“无为”，做事情不要去增加自己人为的目标、人为的企图、人为的期待。
什么是最好的人生？没有目标的人生。你不要自己定目标，天道已经把你的人生都规定好了，你顺着它走就行。这与我们的当代文明相去何远？我们现在要么不做事，一做事马上认为目标要明确，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要加以确定、加以坚持，立刻人为起来了。
3. 佛家：无心而为
佛家出世的路可以概括为4个字：无心而为。我们千万别误解了佛家，其实它也主张我们做事的。
此话怎讲？佛家告诉我们，人生在世，非做事不可。但你做什么事情，是有来历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很大。
我有时也想，我也去做个钟点工试试，想是可以想，浪漫得很，但不可能轮到我做，因为我的“来历”规定我不能做钟点工。
但我也不要因此就得意，这只是因为我没资格做。只能做开口饭、教书匠、吃粉笔灰，这是我当做的事。
再比如，我做不了董事长，这是肯定的。假如我现在还在想，我本来应该早点下海，那今天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说不定有我王德峰的名字。如果我今天还这么想，我就是多么愚蠢。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和各位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带着东西来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二年报名参加。当时我在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里做工人做得好好的，大家都认为是很好的一份工作。但我还是要高考。
我父亲支持我不断求知上进。但他没想到，在我填报志愿时，第一志愿写了哲学，然后他就找我谈话了，问我为什么要报考哲学专业，不是听过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让我应该去学一门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将来有本事在身上。
我是这么回答我父亲的，我就喜欢“空”的学问，越空越好，唯恐其不够空。为什么我要学哲学？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这些学起来比较容易，要学就学难的。一本哲学著作，我打开来看，如果其中10句话里有9句我都看不懂，我认为这是对我智力的严重侮辱，所以我要学哲学。
我父亲看我是个年纪蛮大的孩子了，就让我自己做主，他也就算了。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后来才明白，这是业力规定的。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世间都带着业力，我带来的业力规定我就是去追求那个“空而又空”的学问。
所以，为什么偏偏在我“贩米”的心理产生了一个要读空洞学问的愿望呢？这个愿望是我让它产生的吗？没有这回事。
我们有这个愿望，还是有那个愿望，其实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而是某个愿望来了后，我们去选择实现它的道路，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一点自由。
至于什么愿望来到我们心里，这不是我们的自由，它就这么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业力来，我的活你干不了，你的活我也干不了，各自的业力不一样，先要明白这个道理。
各位可能会说，你王德峰相信这一点，还算是哲学老师吗？你在讲迷信呢？拿出点科学证据来。我告诉你，拿不出来，确实没办法给出科学论证，这件事超出科学思考的范围了，全凭我们的悟性去领会。
因此佛家告诉我们，人这辈子来到世间，非做事不可。为什么？做事就是消业。因为你是带着业力来的，这是你躲都躲不了的事情。
由于做事是为了消业的缘故，所以我们不求结果，最好没结果。如果它有了结果呢？很可能旧业未消，新业又来。
但是做事怎么可能没结果呢，佛家也看到了，只要做事一定有结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结果跟你没关系，这就不是你新造的业了，所以叫“无心而为”。
“无心而为”并不是教我们不要认真做事，而是事情一定要认真做，但心别上去，对它的结果不关心，甚至暗中期待它没结果。
禅宗把佛家的精神表达得特别好，叫“出心不出世”——事情是不能拒绝的。该你做的事，你怎么好拒绝，那就把它担当起来吧。为什么？消业。但记住，心别上去，要“出心”。
所以有个禅宗祖师说了这样一句话，很有意思，“我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丝纱”。
什么叫咬着一粒米？我非得吃某个东西不可，否则不叫吃饭；我一定要穿品牌衣服，否则不叫穿衣服，那叫挂着一丝纱。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始终回答一个问题——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
第一步是什么？出世，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超拔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有无限的一面，它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被安顿好。
但中国哲学今天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年轻一代没有在中国哲学里走过“出世”的路，我们遗忘了那颗心，只知道头脑的事情。
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
接着，我们讲下一部分——心学。儒家说“无所为而为”，道家说“无为而无不为”，佛家说“无心而为”，把三者结合起来，就到了宋朝和明朝的心学。
我们要先搞明白，什么是心学？心学不是心理学；心学开端于谁？孟子。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心”。孟子认为，人心有4个方面的善端。道德的根源在人心中。
这样一来，荀子就跟孟子争论关于人性的问题：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
为什么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他的论证逻辑很简单：人首先是生物，而生物必有自保的本能。比如我们都有一个胃，饿了就需要食物。但倘若食物有限，会怎么样？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争夺、一定会有利益纷争，所以他认为人性本恶。
但人比动物聪明一些，知道在利益争斗之中，双方可能会同归于尽，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人类的聪明让人发明了道德。
什么是道德？就是把利益纷争限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以避免社会解体的结果。
我们遵守道德，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让利益斗争被控制在合适范围内。因此荀子认为，道德从哪里来？来自人的智力水准比动物的高，可以预先避免同归于尽的结果，从而发明了道德规则，这是荀子的学说。
而孟子认为道德来自哪里？我们的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是心的4个善端。但这个“心”字，该如何翻译？
比如假设用英文翻译，译成Heart，它完全可以指什么？心脏，是生物学的研究对象；那能不能翻译成Mind呢？仍然不可以。Mind是意识状态，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所以孟子的心学既不是心脏学，又不是心理学，他讲的那个“心”既超生物层面又超心理层面。
很多人认为孟子和荀子的争论，永远没有答案。但其实绝非如此。当荀子讲人性本恶时，他讲的人性是什么？是生物心、自然心；而当孟子讲人性本善时，他讲的人性是生物的、自然的吗？都不是，是超生物、超自然的，叫“心”。
所以这两个思想家的争论其实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荀子在生物学层面，而孟子在心学层面。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孟子所说的“心”是否存在？要是请孟子拿出来给我们看看，他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但我们可以为他做一个论证，他所说的“心”是存在的。
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在路边摆摊，她的食品铺里有面包、苹果等。这时，迎面走来一群饥肠辘辘的小伙子。
若是按自然界的法则，这老太太得赶快逃跑，因为她手无缚鸡之力，如何抵挡得住这一批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呢？但老太太没逃，反而安然地坐在那里。为什么？
因为她知道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来了一群动物，因为他们都有胃，对她的食品有需要；但她同时知道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来的是一群什么动物？有心的动物。
所以他们来到食品铺面前干吗？不是来抢东西的，而是从口袋里掏出另一种只有心才能够认知的东西，叫Money，然后跟她进行商品交换。这就是孟子讲的心。
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什么？人有心，这就够了。假如把孟子讲的心拿掉，还有人类社会吗？我们就在动物界里了。所以孟子何须我们再为他做辩护呢？不需要。
人因为有心才能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比如，你把100块钱拿在手里，在狗面前晃，有意义吗？它就闻闻看有没有肉的香味。100块钱是社会存在物，唯有孟子讲的心才能让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如何而来，否则我们就叫自然存在了。
孟子
孟子学说最精彩、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说出这个心。他举了个例子“孺子入井”，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必定让我们生出什么心？怵惕恻隐之心。怵惕就是惊恐，恻隐就是哀痛。
孟子就说了，你之所以情不自禁地想要去救这个小孩，不是想要跟他的父母交朋友，也不是想要通过拯救他的这个行为在乡邻乡亲那儿获得好名声，更不是为了避免不救他、自己的名声就不好了，并不是出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怵惕恻隐之心起来了。
我们跟这个小孩是两个不同的人，我有我的肉体，他有他的肉体，这叫“形骸间隔”；但当你看到小孩掉到井里，怵惕恻隐之心油然而生，这个心一起来就把形骸间隔突破了、打通了。这时你跟这个小孩就连为一体了，叫“仁心感通”。
那么假如非我同类呢？比如鸟兽发出哀鸣，你也同样会产生恻隐之心；植物花草呢？王阳明讲，如果我们看到花草被无辜地践踏，也会生出悯恤之心；花草还算是有生命的存在，那么没生命的呢？比如瓦石被无辜地毁坏，我们也同样会生顾惜之心。
这些都叫“一体之仁”。所以仁心发动，感通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中国的宇宙观从而也就来了。宋朝思想家陆象山说了一句话，“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
西方人给出一个科学的宇宙，而中国人给出一个道德的宇宙。按照中国的宇宙观，整个宇宙趋向于生命，而生命趋向于生命情感。
因此，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才是合适的，我们的仁心感通万物，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西方哲学发展成西方科学，于是要征服改造世界、征服改造自然，最后开始受报应。
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出那个心来了。今天这个文明、这个社会状况已经被遗忘的就是这个心。
这个心指的不是西方哲学所认为的理性认识能力，那是头脑里的事情，而指的是生命情感。
用头脑去认识外部世界，然后头脑以它的理性帮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趋利避害，这种趋利避害的道理是在心之外的理。
可怕的是，今天的文明到处在用“心外之理”。差别在哪里？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跟我说，炒股票有个融资融券，股票市值达到50万元就可以借用杠杆，让你借钱炒股。
这种融资融券的方法是用金融学推论出来的理。但假如我们用这个理来做事情，意味着什么？它就是在引诱你，让你去借钱赌博。我们完全可以赌输到什么程度？跳楼。
所以我听到后，就跟我朋友说，这叫心外之理。你抛弃了你的心，取出一个理，这个理将伤害我们的生活、在根本上威胁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心学，会知道“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要认识到理都在自己心里，在心里站不住脚的理叫“心外之理”。
有人可能会反驳，它不会威胁我们，因为我们聪明并且有足够的技巧。这其实依然还是在心外讲这句话。
我们一旦跟着心外之理走，结果会怎么样？叫作“心之亡失”。中国人今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每去信心外之理，于是跟亲人的关系处不好、跟同事的关系也处不好，人人彼此互相防范、互相争夺利益，并且振振有词。
当父母跟他的孩子对簿公堂时，不管谁胜诉了，谁都不会有幸福。你在法律上战胜了父母，或者父母战胜了你，会高兴吗？只会心痛。因为走的是心外之理的路。
因此王阳明用了一个词：良知，“良知乃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为什么王阳明讲“心即理”，听起来似乎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是吧？但这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一命题，是从孟子那里来的。
孟子说，真理不要到心外去求，原话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么意思？做学问就一件事——找回已经亡失的心，把它再求回来。
以养鸡养鸭打比方，我们白天把它们放出去，到黄昏时还记得把它们找回来。但偏偏我们的心放出去了，却不把它找回来。如果我们把它找回来就叫“学问”。
但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基本上不能理解他所说的心学，倒是荀子学说大行天下。它是对孔子学说的另一种解释道路：第一，人性本恶；第二，道德就是限制利益争斗的规则，让利益争斗被限制在合适范围里。
这套规则叫什么？礼仪。所以荀子学说的核心观念：以礼治国。他抓住“礼”来谈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比如中国人以前彼此相遇要拱手作揖，现在我们就用西洋方式握手，有时甚至手都不握，讲话直截了当。
但荀子学说的问题在哪儿？我们可能礼仪遵守得很好，但心中并没有仁心，于是会演变成表面上恭敬有礼、温柔敦厚，但其实是把道德规则当作一种手段，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人格叫“乡愿”。
因为荀子让我们相信，“道德在人心中”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只是因为头脑的聪明，发明出了限制利益斗争的规则，然后我们遵守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利益。
荀子学说养成中国国民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性的病症“乡愿”：人们遵守道德规则不是出于内心自觉，而是出于利益考量。
烦恼即菩提
与孟子同时代的人中，理解他学说的人非常少，所以孟子心学就被淹没了，到后面被中国人重新把它记起来，当中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禅宗。
禅宗就是用佛家语言说的心学，原则是16个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成佛是所有佛教宗派的共同目标。但成佛的道路是什么？成佛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佛在哪里？其实我们人人都是佛、都有佛性，这是一条基本原则。
所以修佛的道路就是“直指人心”。因为人人都具备佛性，所有学佛不用到心外去求，但由谁来见性成佛、见者是谁呢？心。
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和尚，叫僧肇，他写过一篇《宝藏论》，里面这么说：
有一个人来到金库，里面有种种金器，比如金戒指、金项链、金碗、金筷子等。这个人看到种种金器后，僧肇描述他是“不睹众相，常观金体”。
金戒指跟金项链的差别，是不是“相”的差别？从而金戒指不同于金项链、金碗不同于金筷子。
但这个人在金库里看到的是什么？金子本身，把相与相的差别都消解掉了，叫“不睹众相，常观金体”。这个比喻很重要，不是看不到相，而是不为相所惑。
一般来说，我们看世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相”，比如，你背着LV包向我走来，我一看你的是世界顶级品牌包，然后我再看我的包，它简直不是包。
你的LV包是一个相，我的包也有一个相。你的包比我的价值昂贵得多、质量也好得多，这是事实，没有问题；但你的包再昂贵、质量再好，也绝不妨碍我的包还是包，这叫不住相，我看到了包本身。
当我们看到LV包和普通包之间的差别时，是用什么来看的？看到包本身时，又是用什么来看的？可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心的。此心一来，就叫“常观金体，不睹众相”，禅宗就抓住这点来修心。
《金刚经》中的8个字是它的思想核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住”是什么意思？住相；“相”就是我们把世界上所有事物或人，都区分出高低贵贱。
如果停留在这种区分里，就叫住相；不停留在这里边，本心起来，就叫“而生其心”，也就是这颗心见了佛性，就好像那个人到金器仓库看到金子本身。
再问第二个问题，金子本身可能单独存在吗？不可能。金子本身叫晶体，它只能在不同器物里存在。若是想脱离种种器物，另寻一个金子本身，可能吗？不可能。
它又说明什么道理？别把佛性从现实世界中抽出来，希望它专门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看见，就好像金子本身总是在不同金器里存在一样的道理。
所以修佛不要离开现实世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离开现实世界去寻找最高智慧“菩提”，就好比要求只有耳朵、没有角的兔子长出两只角。
很朴素的话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两层意思：
第一，要摆脱众相对你的迷惑。这步叫“常观金体”，出世了。并且还要回到世界中来，要求金子本身也要在种种“器物”中求；
第二，禅宗教我们用什么来修行？拿烦恼来修，烦恼即菩提。人世间充满烦恼，所以叫灰尘的世界，但别把灰尘拒绝了，因为烦恼来自此心。
如果没有心，就没有烦恼，只有肉体痛苦。所以烦恼来了，不要拒绝它，因为它跟我们的智慧来自同一个根源“心”。
所以“心”有两种用法，一是用出烦恼来，二是用出智慧来。
烦恼证明了我们的无限心。因此，烦恼就成了修行的材料，这是非常自信、勇敢的修行方法，叫禅宗。
就“如水遇风”，一片水域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风呢？风一来，水面就不平静了，那就是烦恼来了；但你不要跟着烦恼走，烦恼是水的波纹，其实水还是水。
水的波纹起来或下去，都不会增加或减少水。大海的海面每天都汹涌澎湃，但大海的总量是增多还是减少了？不增不减。所以禅宗要我们抓住烦恼来修心，因为烦恼来自于心。
上面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每每被我们丢失，再把它求回来。比如在孩提时代，本来有颗童心在我们身上，但慢慢长大后，知道在这世上要学会趋利避害，进入人生所谓的功利境界，从而童心泯灭。这就是心之亡失。
然而，人生也就不自在起来，就像中国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我们现在教育下一代的方式，是让他们早早地不自在，在幼儿园阶段就要设置算术题，最好进的还是双语幼儿园，到了小学要学奥数。
早早地把我们的孩子推上人生竞争的舞台，让他们知道利害得失，知道自己的前程如何取决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手段。这时，要让他们找到丢失的那颗心，再把它求回来，很难。
他们到了要去求那颗心的时候，大概是30多岁左右，比如80后，他们就正在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反思自己的三观问题。我是80后的父母，凡是80后几乎都是50后生出来的，而50后对80后有一个不可推卸的债务——精神上的债务。我深深地感受到这点。
我们下一代最缺少的不是知识、不是技巧、不是运用逻辑和符号的能力，而是缺乏人生的基本信念。
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奋斗，我们脱贫、发财了，但40年过去，我们留给下一代一个怎样的社会状况？我们是否曾经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我们的教育中缺失了最根本的东西：我们追求卓越，但失去了灵魂的卓越。
年轻一代中现在最痛苦的是白领，他们一方面想上升到资产阶层的队伍中去，又随时害怕落到无产阶层里去。这个阶层的心理状况普遍极坏，焦虑或者抑郁的发病率极高。这绝非虚言。
我旁听我儿子的同学聚会，发现他们十个里有八个有焦虑症或者抑郁症。怎么办？先是寻找心理医生，开始教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一开始有点效果，后来就不行了。几次不行以后，心理医生最后一招在他的口袋里，叫做药，从此患上药物依赖症。
根本问题在哪里？心。他们最需要的是心学，而不是心理学。什么叫心学？改变人生态度，这是最根本的事。他们的人生态度在根本上没有改变，他们只是受制于这个时代的驱迫，时代把那些价值标准、成功目标全部压给他们了。
有人曾问我，王阳明心学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这就是。
我们能不能还我们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像王阳明临走前留下的8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那样的中国人。不管周围怎样黑暗，我们的心依旧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