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人种地太“费牛”
曾经有一段时间，“汉朝罗马谁强大”的话题，让多少中外“历史爱好者”们吵得口水满天飞。其实，这事儿只需要问一句话，就足以“秒杀”所有的争议——请问罗马那边，种地需要几头牛？
秦汉时期的中国，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农业生产中的“费牛”问题。由于自春秋战国年间起，中国生铁冶炼技术的成熟，外加农具和农业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汉代的中国，已经实现了“二牛三犁”的生产模式——三个汉朝农民操纵两头牛拉犁劳作，就能完成“亩产小麦120斤”的强大产量。而在一千多年后，即11世纪的欧洲，英国的小麦亩产量，也不过70斤。
但对于秦汉同时代的欧洲人来说，最大的差距还不是亩产量，却是效率：当时的欧洲农业，既没有生铁技术（十四世纪才有），用的又是粗笨的“阿得犁”（没有犁壁），耕作效率十分低下。所以也只能“犁不行，牛来凑”。汉朝人“二牛三犁”完成的耕作量，欧洲人何止产量不在一个档次？更需要动用六至八头牛才可完成。直到17世纪，荷兰海员从东方带回了正宗的中国犁，欧洲农业才从此脱胎换股。至于之前？一直都是这般“费牛”操作。
“核心技术”带来的差距，“数一数牛”就很清楚。
二、“泡壶好茶”不容易
多年前的《新三国》的“正剧桥段”里，曾有诸葛亮给关羽张飞“泡茶喝”的搞笑一幕。但如果三国历史上真有这事儿，北方人出身的“关张二将军”，没准要吐得翻江倒海——三国时期的茶，可不好喝。
三国时代，确实是中国人“喝茶”风气越发热闹的时代，“饮茶”的习俗正从西南向北方扩展。无论对于诸葛亮还是刘关张来说，“喝茶”其实都是个新鲜事儿。但那时的茶，可不是今天的喝法——通常是把茶叶同葱姜蒜茱萸等掺和在一起，有时还要加上油水饱满的米粒。这么一堆东西“大锅煮”出的茶，其味道恰如唐朝人陆羽所说：“斯沟渠间弃水耳”，也就是“阴沟水”的味道。“暴脾气”的“关张二将军”真来一口？接下来的场面可以想。
也同样是从唐朝开始，中国人的喝茶方式，才渐渐正规化：当时还不是“泡茶”，而是“吃茶”，往往都是把茶叶蒸熟捣碎做成茶饼，“吃”的时候先把茶饼碾碎，筛去杂质后煎茶粉，中间还要加上盐姜薄荷等佐料。这种“吃法”，就是今天日本“抹茶”的前身。
宋朝时，“吃茶”又变成了“点茶”。茶粉不再煎了，而是放在茶碗里调成糊糊，加水后用茶筅搅动，让茶末上浮成粥面。极懂享受的宋徽宗，还把“点茶”形容为“疏星搅月，灿然而生”。好看是好看，喝一口却依然麻烦。
直都明朝年间，中国人的饮茶风俗，才完成最后一步：直接把炒青后的茶叶用热水冲泡，即我们今天熟悉的“泡茶”。这种简单方便的操作，终于可以“尽茶之真味”，却也是经过多少技术进步才终于实现。“喝茶”变“方便”的过程，亦是茶叶身价增长的过程，曾经“斯沟渠间弃水”的茶叶，从唐代起成了中国历代热销产品，茶叶贸易不但是历代王朝财政的“大头”，17世纪起更远销欧洲，以当时欧洲学者的统计：每一个英国人一年至少消费一磅茶。
这么简单一句统计，就是古代史上，多少财源滚滚。确实：“吃法”简单了，“吸金”自然也简单。
三、宋朝和尚卖猪肉
在多少野史迷看来，古来的寺庙该是“清修之地”，理论上应“不问俗事”。但北宋汴京城的大相国寺，从来都不这么想。整个北宋年间，大相国寺不但是“佛门圣地”，更是商业中心。其名下坐拥大量田产庄园店铺，单是其名下的店铺，就是“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及逢八的日子都是“庙市”，整个汴京的商旅全汇集在此，简直是“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但其中最奇特的一景，却是一常见行业——卖猪肉。
其实，“卖猪肉”这事儿，放在北宋也不算稀罕。和汉唐年间不同，猪肉在宋代已是重要的生活消费品。单是每天晚上在汴京城外等待验查的猪肉贩子，天天就得有上万人。买猪肉吃猪肉，早就是汴京市民的日常生活。但大相国寺的“猪肉消费”却最奇特：卖肉的居然是和尚。
荤腥不沾的和尚，居然操持起猪肉生意？还真是：大相国寺的高僧惠明，最擅长烹饪猪肉食品，而且每次都是大手笔，一做就是五斤猪肉。如此独家技术，也叫僧人们找到了商机，干脆成立了一个“烧猪院”，买卖火遍全汴京。宋真宗年间的名臣杨亿（抱怨宋朝官员工资低的那位），别看钱包不富裕，却常常牙缝里省出钱来打牙祭。吃得高兴了还给出合理化建议：“烧猪院”不雅，还是叫“烧朱院”吧，是为北宋汴京“金子招牌”。
庙里买卖，和尚卖肉，奇特一幕，却是北宋那如梦般繁华的城市商品经济，十分生动的缩影。
四、大米当水泥
古代科技条件落后，“建筑材料”也就成了大难题。没有现代水泥的情况下，怎样建成坚固的楼房道路？商周年间时，主要用“蜃灰”，也就是蛤壳烧制的石灰，量少又金贵，主要是修墓时才用。秦汉起又出现了“三合土”，即石灰、黄土、沙子混成的建筑材料，成本也是奇高。比起欧洲人用火山灰做“建筑材料”的景象来，古代中国显然没有这个“便利条件”。但从魏晋南北朝起，一种新的建筑材料脱颖而出——大米。
大米能当建筑材料用？确切说，这种“新材料”叫“糯米灰浆”，即用黄土加糯米加杨桃汁，就能制成坚固的“糯米灰浆”。宋朝人评价这种建筑材料“坚固如石”。而以国外许多学者的观点：中国的糯米灰浆，就是古代建筑材料的最高峰。
当然，虽然糯米灰浆好用，但从南北朝诞生起，它的应用并不广。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历代王朝都没有充足的大米“做水泥”。直到宋代年间起，随着三季稻的推广和中国农业亩产的高速提升，“糯米灰浆”的成本门槛才越来越低。于是，也就有了一系列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奇迹。
比如建于宋代的泉州古塔，凭着“糯米灰浆”的加固，成功抵住了十七世纪初的七点五级地震。南京明代徐氏墓葬，由于采用了糯米灰浆技术，发掘时竟能扛住推土机的冲击。明代南京、商丘、西安、荆州等古城墙，同样都是糯米灰浆砌成，今天依旧巍然不倒，特别是荆州古城，因此有了“铁打荆州”的美誉。更值得一说的，还有明清年间的卢沟桥河堤与余杭大石塘，几百年的变迁里，这坚固的建筑一次次扛住风浪考验，护住一年年风调雨顺。
没有“火山灰”的中国人，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哪怕从土地的庄稼上，都能开发出“糯米灰浆”这样的神器。这种智慧造就的，不止是一座座伟岸的建筑，更是中华文明坚强的筋骨。
看懂这样的奇迹，就能看懂中华文明一次次在风暴里巍然不倒，欣欣向荣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