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其二》
盛唐诗人贺知章一生顺遂，三十多岁就已高中状元，其后一直在京都为官直到八十六岁告老还乡，回到浙江绍兴“舍本乡宅为观”，可谓是“出走半生，归来隐为道士”！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五十多年不曾在家，回家时乡里的少年儿童见到他都以为是外来客，其境遇很像现代人说的“回不去的故乡”。既然如此，他退休后为何不留在更为熟悉的京都，而要回到家乡呢？
其实不止贺知章，绝大部分古代官员退休后都要回乡，其中既有“京城米贵”的经济原因，又有“皇帝诏令”等政治因素。
京城米贵
现在“北上广”的房价往往令人望而兴叹，其实古代也一样，大城市的房价让人高攀不起，即使科举成功，当上了公务员，拿着高薪水，但是没有深厚的家底儿，想在京城买房是很困难的。更何况当了官总不能自己打扫卫生吧，出了门也得有个小厮跟着显得有排面，古代又没有钟点工，这些人等于是当时的“住家保姆”，只买个一居室显然也不够用！
话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当“北漂”，刚到长安拜访前辈顾况，老先生就提醒他：“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及后看到了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意思是，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怕长安米贵，能在这大城市好好生活了。
白居易确实凭借自己的才华中了科举，可并没有“居易”！他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一个月工资一万六千钱，这个工资水平只够白居易在长安郊区租几间茅屋。
节衣缩食的存了点儿钱后，白居易才在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了一处宅子。但是宅子离单位太远，他只能过“候鸟”生活，工作日在单位凑合住，节假日再回渭南的家调节一下。
就这样坚持了三年，工作做得不错升了官，工资也跟着涨，终于租得起市里的房子了，不用跑来跑去做“候鸟”。后来外放了十几年，工资越来越高，终于攒够了钱，在五十岁的时候才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回首二十载艰辛租房史，白居易不仅作诗感慨：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离任就得走人
对于退休官员的去向，历朝历代都鼓励返回原籍，甚至为了让官员退休回乡，制定了法律加以约束。有的官员在某地任职，感觉当地空气质量好、老百姓素质高、教育资源强，退休后想在当地继续生活。但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从南宋开始就有明文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如果在当地有亲属，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命令判处一年徒刑。这一招是为了防止外放官员在当地贪污腐败，形成自己的势力网，威胁朝廷对地方的管控，因行之有效为后世王朝沿袭！
明清两代，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
如果违反规定买了房，不仅屁股要挨上五十大板，还要开除公职，连买的房子也要没收。清朝对旗人有种种优待，但也禁止在任职地买房，并有旗人退休后归旗之令。
另外，古代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皇家有玉谍，官吏有士籍，户口不是当了公务员就可以更改的。东汉名将张奂，以正部级掌管北方边境军事，并监察当地高官，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董卓在当时只是张奂的小弟。在打败侵略边境的游牧民族之后，朝廷赏赐他二十万钱、并奖励家中一人做官。张奂推掉所有的赏赐，只希望皇帝把自己的户口从敦煌渊泉迁到弘农。“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该放手时就放手
让退休官员返回原籍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离职以后继续干预政事。宋朝时期对文人实行宽松的管理方式，自仁宗至神宗朝，围绕两次变法，形成支持和反对两个派别，日常在朝堂互怼。很多官员被怼输了以后不回自己老家，而是聚集到西京洛阳，一时之间洛阳官僚云集，一些政见相同者打着以文会友的旗号形成政治小团体。比如以杜衍为首的“五老会”、李昉组织的“九老会”、文彦博组织的“同甲会”、司马光组织的“直率会”……
这些人致仕之前多是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虽然离开京师，但聚集在离开封不远的洛阳，密切关注朝中局势，一有机会就会逆风翻盘，搅动时局！比如宋神宗逝世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迅速从洛阳各种“会”中物色了一帮人马，很快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其政治力量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忌惮！
后世朝廷吸取经验教训，除了少数皇帝信任的官员会被“赐第京师”以备皇帝咨询以外，其余致仕特别是因失去皇帝信任而“被”致仕的官员，可能原本还念着面子让你回乡当个富贵翁，但是如果赖在京城不走，就会引起皇帝更深的猜忌，随时会被翻旧账。
所以，“被致仕”的大臣们也很识时务，比如明朝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因为坚决反对嘉靖追赠生父为“皇”，招致皇帝的怨恨，杨廷和识趣的“累疏乞休”，皇帝一看挺懂事儿，“尤赐玺书，给舆廪邮护如例”，特别优待派公车送他回乡了。
可见古人退休后不是不想在京城住，实在是跟我们一样“住不起”，或者是“不敢住”。退休之后官邸还给朝廷，又在京城买不起房，即使买得起房，时不时的皇帝想起来问一句“XX怎么还没走”，可能就有大麻烦了！与其赖在京城当“黑户”，还不如回家享受高屋广厦、天伦之乐！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其二》
盛唐诗人贺知章一生顺遂，三十多岁就已高中状元，其后一直在京都为官直到八十六岁告老还乡，回到浙江绍兴“舍本乡宅为观”，可谓是“出走半生，归来隐为道士”！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五十多年不曾在家，回家时乡里的少年儿童见到他都以为是外来客，其境遇很像现代人说的“回不去的故乡”。既然如此，他退休后为何不留在更为熟悉的京都，而要回到家乡呢？
其实不止贺知章，绝大部分古代官员退休后都要回乡，其中既有“京城米贵”的经济原因，又有“皇帝诏令”等政治因素。
京城米贵
现在“北上广”的房价往往令人望而兴叹，其实古代也一样，大城市的房价让人高攀不起，即使科举成功，当上了公务员，拿着高薪水，但是没有深厚的家底儿，想在京城买房是很困难的。更何况当了官总不能自己打扫卫生吧，出了门也得有个小厮跟着显得有排面，古代又没有钟点工，这些人等于是当时的“住家保姆”，只买个一居室显然也不够用！
话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当“北漂”，刚到长安拜访前辈顾况，老先生就提醒他：“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及后看到了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不禁赞叹:“道得个语，居即易矣”。意思是，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怕长安米贵，能在这大城市好好生活了。
白居易确实凭借自己的才华中了科举，可并没有“居易”！他29岁考中进士，32岁参加工作，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一个月工资一万六千钱，这个工资水平只够白居易在长安郊区租几间茅屋。
节衣缩食的存了点儿钱后，白居易才在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了一处宅子。但是宅子离单位太远，他只能过“候鸟”生活，工作日在单位凑合住，节假日再回渭南的家调节一下。
就这样坚持了三年，工作做得不错升了官，工资也跟着涨，终于租得起市里的房子了，不用跑来跑去做“候鸟”。后来外放了十几年，工资越来越高，终于攒够了钱，在五十岁的时候才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回首二十载艰辛租房史，白居易不仅作诗感慨：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离任就得走人
对于退休官员的去向，历朝历代都鼓励返回原籍，甚至为了让官员退休回乡，制定了法律加以约束。有的官员在某地任职，感觉当地空气质量好、老百姓素质高、教育资源强，退休后想在当地继续生活。但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从南宋开始就有明文规定，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如果在当地有亲属，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命令判处一年徒刑。这一招是为了防止外放官员在当地贪污腐败，形成自己的势力网，威胁朝廷对地方的管控，因行之有效为后世王朝沿袭！
明清两代，朝廷明令禁止所有官员在任职所在地买房，《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
如果违反规定买了房，不仅屁股要挨上五十大板，还要开除公职，连买的房子也要没收。清朝对旗人有种种优待，但也禁止在任职地买房，并有旗人退休后归旗之令。
另外，古代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皇家有玉谍，官吏有士籍，户口不是当了公务员就可以更改的。东汉名将张奂，以正部级掌管北方边境军事，并监察当地高官，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董卓在当时只是张奂的小弟。在打败侵略边境的游牧民族之后，朝廷赏赐他二十万钱、并奖励家中一人做官。张奂推掉所有的赏赐，只希望皇帝把自己的户口从敦煌渊泉迁到弘农。“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该放手时就放手
让退休官员返回原籍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员离职以后继续干预政事。宋朝时期对文人实行宽松的管理方式，自仁宗至神宗朝，围绕两次变法，形成支持和反对两个派别，日常在朝堂互怼。很多官员被怼输了以后不回自己老家，而是聚集到西京洛阳，一时之间洛阳官僚云集，一些政见相同者打着以文会友的旗号形成政治小团体。比如以杜衍为首的“五老会”、李昉组织的“九老会”、文彦博组织的“同甲会”、司马光组织的“直率会”……
这些人致仕之前多是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及朝野，虽然离开京师，但聚集在离开封不远的洛阳，密切关注朝中局势，一有机会就会逆风翻盘，搅动时局！比如宋神宗逝世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迅速从洛阳各种“会”中物色了一帮人马，很快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废除，其政治力量不得不引起统治者的忌惮！
后世朝廷吸取经验教训，除了少数皇帝信任的官员会被“赐第京师”以备皇帝咨询以外，其余致仕特别是因失去皇帝信任而“被”致仕的官员，可能原本还念着面子让你回乡当个富贵翁，但是如果赖在京城不走，就会引起皇帝更深的猜忌，随时会被翻旧账。
所以，“被致仕”的大臣们也很识时务，比如明朝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因为坚决反对嘉靖追赠生父为“皇”，招致皇帝的怨恨，杨廷和识趣的“累疏乞休”，皇帝一看挺懂事儿，“尤赐玺书，给舆廪邮护如例”，特别优待派公车送他回乡了。
可见古人退休后不是不想在京城住，实在是跟我们一样“住不起”，或者是“不敢住”。退休之后官邸还给朝廷，又在京城买不起房，即使买得起房，时不时的皇帝想起来问一句“XX怎么还没走”，可能就有大麻烦了！与其赖在京城当“黑户”，还不如回家享受高屋广厦、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