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14年底，韩国网络发生了“妈虫”事件。
虫在韩国有表示低等动物的贬义，而“妈虫”是结合英文“mom”和“虫”的韩文新造单字，用于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合大声喧闹幼童的年轻母亲。后来被扩大化用来贬低没有收入专靠老公、无所事事在家里带小孩的全职妈妈们。
这个新兴名词虽然最开始是指称部分管教无方的妈妈，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在大部分母亲身上。
担任时事类节目编剧的赵南柱，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社会现象——对于女性的苛责，特别是身为母亲的女性——当一个女孩踏入婚姻，由女人成为母亲之后，一些女性不得不选择成为“全职妈妈”。此后所面对的困惑与矛盾，不仅会将原本井然有序的生活弄得面目全非，甚至还被人们称之为“妈虫”。
深受感触之下，她以擅长的故事手法还原生活日常，写下了《82年生的金智英》一书：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要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
金智英，1982年4月1日出生于首尔某医院妇产科。成长于公务员家庭，一家六口人住在33平的房子里。她就是那种你每天都会迎面遇到的普通女孩。
小时候，家里最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弟弟，她和姐姐只能享有剩下的食物；上小学时，被邻座男孩欺负，她哭着向老师倾诉，老师却笑着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愈是喜欢的女生就愈会欺负她。”上了中学，常要提防地铁、公交车上的咸猪手；在学校也不能掉以轻心，也有男老师喜欢对女同学动手动脚，可她们往往都会选择忍气吞声。
等到大学毕业、进入职场之后，职场和婚恋育儿问题更让身为女性的她倍感压力——彷彿站在迷宫的中央，明明一直都在脚踏实地找寻出口，却发现怎么都走不到道路的尽头。
大三寒假开始之际，金智英便决心毕业后从事营销宣传工作，所以也在寻找相关实习机会或学生竞赛等。但碍于她就读的科系与这些工作没有直接关联，很难通过系办得到实质上的帮助。
后来，金智英在寒假期间跑去听文化中心开设的相关讲座，希望能借此拓展人脉，也真的在那里遇见几位聊得来的朋友，一起组成了类似读书会的团体，里面还有和金智英就读同一所大学经营管理系的女同学，叫尹慧珍。
团体一开始只有3名成员，到后来增加到7人，其间陆续有朋友拉自己的朋友进来，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团员之间会彼此分享就业信息，也一同撰写自我介绍和简历；他们报名参加企业的实习，金智英甚至还和尹慧珍组成一队，挑战了各种企业竞赛，还在地方政府创意竞赛及大学生创新创意竞赛上得过几次奖。
在尚未正式投递履历、参加面试之前，金智英对未来并没有感到太过焦虑。她觉得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即使不是大公司也无所谓；相较之下，尹慧珍就显得比较悲观，她明明成绩比金智英优秀，托业分数更高，也有计算机操作、文书处理等求职必备的证书，所就读的科系也是更受业界青睐的经营管理系，可她却认为自己可能连个不确定发不发得出薪水的小公司都进不去，就更别说大企业了。
“怎么说？”
“因为我们不是最顶尖的人才。”
“你看那些回来做求职说明会的前辈，我们学校其实也有很多人毕业后进好公司啊！”
“那些人几乎都是学长，你仔细回想一下，有看到几个学姐？”
金智英一下子被点醒了，瞪大眼睛，这才恍然大悟。她回想自己参加过的求职说明会和校友回母校做的分享会，那些场合里的确几乎看不见学姐的身影。
金智英大学毕业那年，也就是2005年，一个求职信息网站针对韩国百大企业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录取率只有29.6%。然而，光是这样的数值在当时就已经表示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了。
同年，该网站又针对韩国五十大企业的人事部门主管做了问卷调查，题目是“如果面试者资质相同，请问会更倾向于选择男性还是女性？”
4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会优先选拔男性，没有一人回答会优先考虑女性。
根据尹慧珍的说法，以她就读的经管系为例，虽然不定期会有非公开的工作机会通过系办或教授发起招募，但每次学校引介的都是男生。由于通常都是私下进行，所以确切是哪家公司需要人、审核条件资格又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除此之外，究竟是学校只推荐男同学，还是企业只想要男同学，也是一大疑问。尹慧珍又告诉金智英一名学姐的故事。
学姐是几年前才毕业的，一直都是该学院的学霸，外文成绩极好，获奖经历、实习经验、各项证书、社团活动、志愿者活动等样样俱全，堪称拥有人人称羡的“完美履历”。当时学姐非常想进某公司，可后来却辗转得知，那家公司早已通过系办招募了4名男同学，这是从其他面试落榜的同学口中得知的。
学姐后来向指导教授表达强烈抗议，询问推荐学生的标准是什么，要是教授说不出个可以令她接受的理由，她就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世。可教授们的口径却很一致，都是以企业希望招募男同学为由，解释称：将来男同学会成为一家之主，这些机会也算是他们当完兵的补偿等诸如此类在学姐听来极为荒谬的说辞。
其中系主任的回答尤其令她绝望无助：“女孩子太聪明，公司也会觉得有压力，像现在也是，你看，你知道自己给别人多大压力吗？”
所以到底要我们怎样呢？条件太差会被嫌弃，条件太好也被嫌弃，那卡在中间不上不下的人，难道又要被嫌太中庸吗？学姐认为不值得继续白费口舌，于是不再抗议，在年底该公司举办公开招聘时，顺利通过考试。
“那位学姐还在那个公司吗？”
“没有，听说干了6个月就辞职了。”
某天，学姐环顾整个办公室，发现经理级以上几乎都是男性，找不到女主管的身影。她在公司餐厅里吃午饭时，看到一名挺着大肚子的女同事，便向同事询问这家公司是否提供育婴假。（在韩国，有8岁以下或是小学2年级以下子女的劳动者，最多可以享受一年的带薪休假，男女皆可申请，从2017年开始，女员工在怀孕期间也可以使用育婴假。）
结果和她同桌吃饭的人——从课长到职员5个人都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请育婴假的同事，不太清楚。学姐在无法预见自己未来10年的情况下，经过一番思索，决定递上辞呈。最后自然也招来其他人无情的调侃，说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最好别用女性”之类的闲言碎语，学姐则反驳道，就是因为这社会老是让女人做不了事才会如此。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请育婴假的女性职工只占20%，直到2009年才终于突破50%，等于是职场上每10名女性当中，依旧有4名产后妇女没有申请育婴假，坚守着工作岗位。当然，在那之前因结婚生子而提早退出职场，连育婴假申请统计都无法取样的女性更是数不胜数。此外，2006年原本只占10.22%的女性主管比例也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只不过增长速度实在缓慢，2014年才达到18.37%，也就是10名女性中不到2名有主管职位。
“所以现在学姐在做什么呢？”
“去年考上了司法特考，学校不是还挂条幅庆贺，说是好多年才出了个考过司法考试的，你有看到吗？”（韩国司法考试难度极高，通常通过率仅有3%）
“我们学校也很好笑，原本还说她太聪明会给人压力，现在人家不靠任何学校帮助，自己苦读考过了司法特考，再来沾人家的光，说什么以她为荣。”
那时，金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白雾弥漫的狭窄巷弄中。当下半年各家企业开始公开招聘员工时，这片白雾就已化作连绵的细雨，打落在她的皮肤上了。
她最想进食品公司工作，但凡有一定规模的公司，都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投了简历。但应聘的43家公司，没有一家和她联系。后来，她又选了18家规模虽小但经营稳定的公司毛遂自荐，没想到这次依旧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
尹慧珍的情况也不理想，她经常去公司面试、受邀做职场适性测验，但往往都只差临门一脚。自此之后，只要有任何公司发布招聘公告，她俩无论如何都会先投简历再说，金智英有一次甚至不小心忘了在自我介绍中更改公司名称就寄出，原以为机会又会泡汤，没想到竟接获这家公司的面试通知。
抵达面试地点后，所有人被分成3人一组进行团体面试，和金智英一起面试的另外两位面试者，是和她年纪相仿的女性，仿佛事先说好一样，三人都剪了一头刚好盖过耳垂的利落短发，搽着粉色口红，身穿深灰色套装。面试官看完她们的简历和自我介绍后，开始询问她们的校园生活、经历，然后再问到关于公司、业界展望、营销方向等意见。由于都是可预料的问题，大家的回答听起来都没有失分。
最后，坐在最旁边一直只点头聆听的中年男理事终于开口问道：
“要是今天各位去拜访客户，但是客户主管一直……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比如说按你们的肩膀啦，不经意地摸你们的大腿啦，嗯，知道我在说什么吧？要是你们遇到这种情形会怎么做？来，从金智英小姐开始回答。”
金智英认为不能像傻子一样愣在那里，也不能过度将内心的不悦形之于色，否则应该会拿不到面试高分，所以她选择了最安全的回答：
“我会临时说要去厕所或去拿资料，自然地离开那个场合。”
第二位面试者则用强烈的口吻回答，说这明显是职场性骚扰，会当场叫该名主管注意自己的行为，要是继续不听告诫，就会走法律途径。金智英看见提问的面试官当场眉头一皱。最后一位面试者说出了乍听之下最为标准的答案：
“我会先检视自己的穿着、态度是否有问题，如果有什么行为促使主管做出这种不当举动，我会反省改进。”
第二位面试者听见这样的回答马上翻了个白眼，还“哼”了一声表示荒谬；金智英也默默觉得，真的有必要这样忍受屈辱吗？但又觉得第三位面试者的回答应该会拿最高分，所以不免也有点懊悔自己怎么没有这样回答。
几天后，金智英接到面试落榜通知，她不禁感到遗憾和困惑，难道是因为最后那道题没回答好？最后她实在忍不住，决定打电话到公司人事部询问。
接到电话的负责人表示，其实公司也并不会因为一道题目的回答好坏来决定面试结果，重点还是在于面试者和面试官合不合得来，他认为金智英应该只是和公司无缘而已。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都像是按照公司的标准“答案”回答，但的确让金智英心里舒坦了许多。
她趁机询问了另外两位和她一起面试的女生是否有人通过面试，并表示自己没别的意思，单纯只是想作为未来准备面试时的参考，但对方似乎有点左右为难，犹豫着该不该回答。
“拜托了，我真的很需要找到工作。”
听金智英这么一说，对方才终于回答：“另外两个人也没有通过面试。”
“原来如此。”金智英不知为何觉得心情有点低落，也懊悔着当初要是早知道会落榜，就应该把内心想讲的话如实说出——
“当然要把那狗娘养的变态手折断啊！还有，你也很有问题！假借面试之名问这种问题也算是性骚扰好吗？要是面试者是男性，我想你就不会问他这种题目了，对吧？”
虽然姐姐和母亲都劝不要太心急，但金智英不得不着急。
尹慧珍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虽然也劝她一起报考，但她一直迟迟下不了决心，主要是因为那不是自己擅长的考试类型，再加上要投入许多时间读书，万一一直考不上，岂不是年纪愈来愈大，却毫无工作经历？到时候就真的会走投无路。金智英决定把求职条件降低，坚持不懈地投递简历。
距离毕业典礼只剩两天时，一家人难得团聚，共进早餐。父亲正在烦恼究竟该休店整天还是只休早上半天去参加二女儿的毕业典礼，但是金智英告诉父亲，她那天不会去参加学校毕业典礼。
虽然招来了父亲一阵痛骂，她却丝毫没往心里去，因为当时对她来说，除了“落榜”以外，任何话都刺激不了她。父亲眼看女儿不论怎么被骂依旧无动于衷，只好丢出一句：
“我看你就乖乖等着嫁人吧。”
原本听那么多责骂都面不改色的金智英，在父亲说出这句话之后，理智的缰绳终于断裂。饭怎么也咽不下去，她手握汤匙正努力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只听“啪”的一声，宛如坚石碎裂般的声响突然从一旁传来，原来是母亲涨红着脸，愤怒地将汤匙拍在桌上——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对孩子讲那些老掉牙的话？智英，你也别傻傻地忍气吞声！快！顶嘴！反驳他！听见没有？”
那天傍晚，金智英接到了先前面试的一家公关代理公司的来电，通知她面试过关了。之前她所承受的无力感和自责，早已像玻璃杯里满到不能再装的水一样，只是一直硬撑着。就在听到话筒那头传来“面试通过”的瞬间，她终于难掩激动的情绪，流下了眼泪。
这家在业界有一定规模的公司，虽然主管职位以男性居多，但是整个公司的女性职员还是占大多数。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好，同事都很通情达理，不会过分自私。
只不过因为业务量大，周末也经常无偿加班。同一批新进职员包括金智英在内总共有4人，其中两名是男性，两名是女性。金智英大学一毕业就踏入职场，所以在4人当中年纪最小，在公司里也是不折不扣的老幺。
金智英每天早上都会按照组员的喜好，冲泡好他们的专属咖啡，一一摆放在每一位同事的位子上；到餐厅用餐时，也会主动抽取纸巾，并为每个人摆好汤匙和筷子；叫外卖时会手拿笔记本，负责帮大家记录餐点，打电话订餐，吃完以后也会第一个帮大家收拾碗筷。
团队中年纪最小的她，每天早上都要收集新闻，摘取与公司产品相关的内容，加上标题制成简报。某天，组长翻阅了简报后，把金智英叫到会议室。
金恩实组长是公司四名组长中唯一的女性，有个正上小学的女儿，和娘家母亲同住，育儿和家务统统交由母亲处理，她自己只负责工作赚钱。有人说她这样很酷，也有人说她这样很狠心，有些人反而称赞她老公，替她老公叫屈，认为男人和岳母同住比女人和婆婆同住还要辛苦——近年来，岳婿问题甚至比婆媳问题更严重。
组长把报告文件还给金智英，称赞她挑选新闻的眼光很精准，标题也取得好，叫她要继续努力。这是金智英在第一份工作、第一家公司得到的第一次称赞。她感到组长对她说的那番话，在将来的职场生涯里会是一股支撑她走下去的莫大力量。她很激动，又有点自豪，但并没有太过喜形于色，只对组长诚恳地道了声谢谢。组长微笑着补充道：
“还有，以后不用帮我泡咖啡，不用帮我准备汤匙筷子，也别帮我收拾吃完的碗盘。”
“不好意思，给您造成了困扰。”
“并不是造成了困扰，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金智英你该做的事情。我发现，过去只要有新人来，年纪最小的女性就会主动跳出来做一些琐碎的杂事，明明就没人拜托她们做这些事。但是男性新员工就不会这样，不论他们年纪多小，只要没人叫他们做，他们想都不会想到要帮大家做这些杂事。所以我很纳闷，到底为什么女生要主动做这些事？”
听说组长是从公司只有三名员工的创业时期就在这儿任职，后来随着公司规模逐渐扩大，跟着公司职员一同成长，也逐渐有了自信和抱负。
当初和她一起工作的男同事现在已经和她一样坐上了组长的位置，不然就是在大公司里担任营销宣传部主管，或者自行创立公司，总之都还继续在职场上工作，但女同事早已纷纷离开。
为了让大家摆脱对女性职员的刻板印象，组长总是在员工聚餐时待到最晚，自愿加班、出差，产后一个月便重返职场。一开始，她对这样的自己感到无比自豪，但是随着女同事和女性后辈一个一个地离开职场，她也开始感到困惑，最近甚至感到抱歉。
其实大部分的员工聚餐都是不必要的，经常性的加班和周末工作、出差等，也都是人力不足引起的，增添人力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申请产后休假或停薪留职也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却总觉得是因为自己导致其他女性员工的权益也备受影响，害得其他女性不敢使用这些假期。
于是，一升上管理岗位，她最先做的就是取消不必要的员工聚餐、员工旅游、研讨会等活动，并且保障员工申请育婴假的权利，不分男女。她还记得公司创立以来第一位休完一年育婴假的女职员回来上班那天，她买了一束鲜花放在那位职员的办公桌上，心里那份感动实在难以言喻。
“那位职员是谁呢？”
“后来没过几个月就离职了。”
因为组长也无法帮那位员工解决经常性加班和周末上班的问题——那位员工已把大部分薪水都拿去交托儿所费用，但还是经常需要拜托其他人帮忙照顾孩子，每天也会和先生在电话里争吵——某个周末，实在不得已，她只好背着小孩进办公室工作。
最终，那位员工还是递了辞呈。面对如此情境，组长也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金智英不再帮同事泡咖啡，到餐厅用餐时也不再帮大家准备餐具，当然，也没有任何人对此发表过任何意见。
幸运的是，金智英的职场生活还算顺利，也请男友吃了很多顿大餐。她会买包、衣服、皮夹送给男友，有时还会代付出租车费。
然而，男友等待金智英的时间也越来越久，等她下班，等她放假，等她过周末。还只是个小职员的金智英自然只能配合公司，男友则必须不断地等待金智英的信息、来电和约会回复。
其实，金智英也并不是没有时间，只是没有谈情说爱的余力。她周围的许多上班族和大学生谈恋爱的情侣也都遇到了类似问题，不论女方还是男方，只要有一方是上班族都一样。
当时金智英的男友毕业在即，准备求职，金智英对自己帮不上什么忙感到十分愧疚。无奈，她自己的日常已处于水深火热当中，每天都战战兢兢，片刻不得松懈，实在无暇再照顾另一个人，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好好安慰别人。
久而久之，就像冰箱上或浴室搁架上堆积已久却从未清理的灰尘一样，两人心中也渐渐充满对彼此的埋怨。就这样，越离越远的两颗心，最终走向了分离。
某天，公司突然宣布要成立策划组，大部分公司职员对这件事都很感兴趣，金智英也不例外。当时，公司刚好指派金恩实组长带领新成立的策划组，而金智英也毛遂自荐，表示很希望加入。
“是啊，要是金智英小姐来我们部门，肯定会表现得很出色。”虽然组长这么肯定地回复了，但最终金智英还是没能加入策划组，组长反而挑了工作能力优秀的三名课长级主管，以及和金智英同期进入公司的两名男同事。看着公司上下都把策划组视为核心干部团队，金智英和另一名同期进公司的女同事姜惠秀难掩失落。
过去，在公司内部，她们得到的评价其实比另外两名男同事要高，前辈们经常公然开玩笑说：“明明都是同期选进来的，那两个男的怎么会和你们差那么多？”其实那两名男同事也不是特别办事不力，但的确被主管分配处理较为简单的事务。
原本，同期进来的四名同事感情非常好，虽然每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从未有过任何摩擦。但自从两名男同事加入策划组，四人之间就产生了微妙的距离感，本来每天上班都会在线上聊天，这下也突然停止了；经常忙里偷闲一起喝咖啡的下午茶时光、午饭聚会、下班后定期的小酌等这些四人相聚的光景也不复当初；在公司走廊上巧遇彼此，只会尴尬地点头示意便擦肩而过。
最后，年纪最大的姜惠秀实在看不下去，主动安排了一顿饭局，小酌几杯。
那天，四个人喝到很晚，但每个人都保持清醒，没有人喝醉。过去他们只要一起聚餐，就会像孩子般说些幼稚的玩笑话，抱怨工作太累或抱怨各自的组员。但是那天，打从一开始气氛就有些凝重。
金智英听到了许多公司内幕：策划组人力安排其实完全是按照公司社长的意思执行，选那三位工作能力优秀的课长过去，是为了让策划组打稳基础，而另外两名男同事会被选进去，则因为这是长期项目。
社长很清楚这份工作压力有多大，与婚姻生活尤其是需要育儿的生活绝对难以并行，所以才会认为女职员不能胜任，而且他也没打算调整公司员工福利，因为他认为，与其为撑不下去的职员补足相关福利使其撑下去，不如把资源投到撑得下去的职员身上更有效。
过去会将比较难伺候的客户分配给金智英和姜惠秀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并非因为更信赖她们，而是没必要把比较有可能长期留在公司服务的男同事逼得太紧，叫他们做苦差事。
金智英感觉自己仿佛站在迷宫的中央，一直以来明明都脚踏实地地找寻出口，今天却有人突然告诉她，其实打从一开始这个迷宫就没有设置出口，与其茫然地杵在原地，不如加倍努力，就算钻墙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企业家的目标是赚取更多利润，所以也无法责怪想要以最小投资创造最大利益的社长。但是只看眼前的投资回报率，真的公平吗？如此不公的社会最终还会剩下什么呢？在职场上幸存的这些人真的幸福吗？
她还得知原来公司核发给新进人员的薪资也会因男女性别而不同，男性的薪资一直都比女性高，但或许是那天承受的打击与失落感已经太大，这件事对她来说已经不足为奇。她开始不再有信心像以前一样信赖社长和前辈。
然而，天明之后，酒也醒了，她习惯性地去公司上班，和以前一样将主管交办的事情处理好，但是对公司的热情和信赖度却明显减少了。
韩国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里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根据2014年的统计，韩国男性的平均薪资是100万韩元（约6000元人民币），女性的平均薪资则只有63万3千韩元（约3800元人民币），而OECD成员国的女性平均薪资是84万4千韩元（约5100元人民币）。另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发表过一篇关于玻璃天花板指数的文章，结果显示韩国在所有评比国家中处在垫底的位置，显示出韩国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善。
在金智英32岁的一天，肚子比金智英的还要大的妇产科女医生，亲切地笑着，叫金智英可以开始准备粉红色的小衣服了。
金智英和丈夫郑代贤对宝宝的性别并没有特别的偏好，但她心知肚明，长辈一定都很希望是个男宝宝，也有预感一旦告诉他们是女宝宝，就要承受各式各样的压力，所以心情难免有些沉重。
金智英的母亲得知是女宝宝之后，说了一句：“下一胎再生个男孩就好。”郑代贤的母亲则表示：“没有关系。”然而，那些话听在金智英耳朵里，却很有关系。
这不是在老一辈中才有的事情。和金智英年纪相仿的女性友人，也经常分享自己第一胎是女儿，所以即将得知第二胎性别时特别紧张；因为第一胎就怀了儿子，在公婆面前可以抬头挺胸走路；得知怀的是男孩之后，也可以尽情地买一些昂贵食品来吃等……大家都以稀松平常的口吻述说着。
虽然金智英一直很想大声说，她也可以抬头挺胸走路，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些都跟孩子的性别无关，但是感觉说了以后好像会显得自己更难堪，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随着预产期临近，金智英的烦恼也越来越多。她烦恼着到底该不该只请产假，还是要请育婴假，或者干脆申请离职。
当然，对金智英来说，先向公司请育婴假，然后再想别的办法以及决定去留，是最好的，但对公司以及她的同事来说，并不乐见于此。
金智英与郑代贤讨论了很多种可能性，他们将生完小孩马上回去上班、请一年的育婴假然后再去上班、永远不回去上班这三种可能写在纸上，并整理出每一种情况诸如谁会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需要投入多少费用、分别有哪些优缺点等。
最终，他们得出结论，夫妻之中一定要有一人放弃工作专职带小孩，而那个人只能是金智英，因为郑代贤的工作相对稳定，收入也较高，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普遍也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明明这些事情都早在自己的预料之中，金智英依然难掩失落。郑代贤拍着她垂落无力的肩膀，说道：“等孩子大一点，我们再偶尔请保姆帮忙照顾一下，或者送去幼儿园，然后你就可以读你想读的书，或者找其他工作，趁这个机会或许还能转行做点别的事。我会帮你的，放心。”
郑代贤发自真心地说出这番话，金智英也明白他的意思，但心中还是不免冒出一把无名火。
“能不能不要再说‘帮’我了？帮我做家务，帮我带小孩，帮我找工作，这难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吗？再说，要是我去工作，赚来的钱难道都只花在我身上吗？干嘛说得好像是发善心帮别人做事一样？”
好不容易做完艰难的决定，却又对先生发脾气，金智英突然感到有些抱歉，于是主动向面露错愕的郑代贤说了声对不起，他则表示没关系。
离职的第一天，金智英为准备出门上班的郑代贤热了杯牛奶，目送他出门，然后重回被窝里补觉，直到9点才醒来。
她暗自盘算着，去地铁站的路上要买个吐司来吃，午饭要去吃全州食堂的豆腐渣锅，要是工作提早做完，不知道要不要看个电影再回家，还要去一趟银行领到期的存款。想着想着，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工作的事实，原来自己的日常已经变得和过去不一样，在不同于以往的日常生活中，将充满不可预测与不可规划的事情，直到自己再次适应新生活为止。
想到这里，她才终于流下了眼泪。
那是她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大学毕业后一脚踏入的第一个世界。很多人都说，社会犹如丛林般险恶，职场上交不到真心好友，其实不然。
虽然那是一间不合理多过合理、付出大于奖励的公司，可是自从她不再属于任何团体，彻底变成单独的个体以后，才知道原来公司一直是非常可靠的后盾，同事大部分很好相处，大家都有着相似的品位和嗜好，比学生时期的朋友更处得来。
尽管之前的工作并不能赚大钱，对社会也没有多大影响力，也不是什么能够做出实际产品的工作，但对金智英来说，却是十分有趣的一份工作。她通过完成主管交办的事项、职位升迁等过程，得到所谓的成就感，并深深自豪，可以用努力赚来的钱养活自己。
然而，这一切都结束了，明明不是因为工作能力差或者不脚踏实地而搞丢饭碗，却依旧失去了工作；就如同拜托其他人照顾孩子并不等于不爱孩子一样，辞去工作在家带小孩也并不表示对工作就没有热忱。
这一年，韩国已婚女性每5人当中就有1人因为结婚、生子、育儿而辞去工作。韩国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明显在产后降低，20至29岁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显示为63.8%，但是到了30至39岁的女性，则跌落至58%，40岁以上的女性则再度攀升至66.7%。
金智英的周围也有许多女性朋友是从孩子上学以后重回工作岗位的，有些转行做自由职业，有些则当家教、补习班讲师，或者创业开设K书中心，不然就是跳入补习市场。更多人选择以打工为生，诸如当超市收银员、服务人员、饮水机管理员、电话客服等。
产后离职的女性有一半以上都会面临5年以上找不到新工作的窘境，尽管好不容易找到新工作，能够从事的行业与能享受的待遇也明显不如产前。
与产前的职场相比，二次就业的妇女选择在4人以下小型事业体工作的比例多了一倍，进入制造业的与成为企业上班族的明显减少。反之，进入住宿、餐饮业、零售业的则变多，薪资条件也不太理想。
自从义务教育开始实施，大家对年轻妈妈形成了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都把孩子送去幼儿园，自己去喝下午茶、做指甲、逛商场。
然而，如今在韩国真正拥有那样雄厚财力的30多岁的女性真的不多，只占极少数，多数还是领着最低薪资在餐厅、咖啡厅里端盘子、送餐点，帮别人做指甲，在百货公司里销售商品。
经济不景气，高物价，恶劣的职场环境……其实人生中的各种苦难，谁都会面临，无关性别，只是许多人不愿承认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