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协和转来一个女孩，她的肺、皮肤和骨头全都被病菌啃食到溃烂。
为了治病，她在各地的医院查了5年，还被取走了腰椎的一块骨头，但依然没有结果，全国的专家都束手无策。
最后，在协和一个接触不到病人的科室里，有个女医生查出了她的病因。
2016年，我也接诊了这样一个病人。他的肺被病菌啃出了各种窟窿，左肺几乎被掏空了1/3。
他活着的每一秒，病菌都在不断吞噬内脏。
这次，救命的还是那个医生。
那个病人叫小希，一米六五的个子，只有30公斤重。他的肺部CT显示，左右两片肺上布满了小结节，都是被病菌噬咬出的洞。
我只看了一眼，就想起南方暴雨过后，地板上铺满的水蚁，挤挤挨挨地重叠在一起。
见过小希后，我发现他的嗓子里也开始溃烂，血肉模糊。这意味着，病菌先是啃食肺部，现在又腐蚀了喉咙。
呼吸科的病，肺肯定都有问题。但大部分病症我都知道原因，哪怕暂时不了解，只要病情比较温和，也可以慢慢查。
但小希病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正在急速恶化，既查不清楚，还很凶恶。
我不断翻看病历，却找不到一点线索。
为了寻求帮助，我拿着他那张极具冲击力的CT，到处请同事给点意见。结果大家看完被啃食1/3的肺部，都倒吸一口凉气。医生群里原本还有人分享不常见的CT，探讨惨烈程度，可当小希的CT一亮出来，全场沉默。
走投无路时，我想到了王澎医生。
医院有一个“特种部门”——检验科，里面有个专攻病菌的“微生物组”，我们都叫“细菌室”。这里的医生能依靠病人的蛛丝马迹，找出致命的病菌。
有时，他们一张报告单就能换来病人生的希望。
在这家高手云集的医院，王澎医生拥有一个专属代号——“微生物神探”。她每年能亲手验出上百种病菌，成捆的化验单上都签着她的名字。
我入职那年，医院就流传着一句话“细菌室找王澎”。
她成了我唯一的希望，所以刚从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灌洗液，我就连忙让人送去检验科，务必交给王澎老师。
检验科在常年不被注意到的偏僻角落，门口一片昏暗，只有远处还亮着灯。那天早就过了下班时间，但我惊喜地发现，这里居然还没有锁门。
我敲敲玻璃门，灯光下一个皮肤白净、圆圆脸，看着就很亲切的女老师抬起头。
她就是王澎老师，我赶快迎上去说明来意。
王老师放开显微镜，起身抱来一大盒玻璃片，那是小希的标本涂片。她抬起头看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病人，非常有意思。”她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她说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但现在还没十足的把握，需要问我一些关于小希的问题。我使劲点了点头。
“小伙子有艾滋病吗？”
“没有。”
“确定吗？这个很重要。”
我很有把握地说非常确定，一入院就查过了，除非是处在窗口期，我可以再给他复查一下。
紧接着，老师又问了很多问题：他在哪里生活？平时的工作生活习惯如何？免疫功能正常吗？皮肤有破溃吗？
我一一回答，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把我问懵了：“吃过竹鼠吗？”
往回走的一路上，我禁不住想，艾滋病、吃竹鼠，究竟是什么特殊的感染？
第二天查完房，我给王澎老师带来了结果：小希虽然在以“敢吃”著名的省份打工，却从没吃过竹鼠。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文献，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
我抓住了这句话里的重点，问什么时候检验科也开展二代测序了？
王老师表示没有：“我是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确认的，你回去等消息吧。”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要知道，检验科大概是医院里最不被注意的一群人，经费有限。而且王老师并不是什么大牌专家，经费应该也不宽裕，就这样还拿出来给小希额外做工作。
尽管如此，我的内心还是越来越不安，小希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如果再得不到检验结果，真的就要扛不住了。
当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总算透露说：“如果是那种病，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小希就是第9个病患。之前的8个，几乎都是我诊断的。”
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可我听得越多，越是毛骨悚然。
曾经诊断的8个人里，有多达5个人的骨头被啃掉，2个皮肤上“长毛”，甚至最严重的那1个人，大脑里都开始“发霉”。
这其中，一个叫悠悠的女孩和小希的情况最像。
11年前，这个病情怪异的小女孩，惊动了整个医院的顶尖力量。她总共住过7次院，且数次都能享受到全院顶级专家的关心和会诊，没有人不为她的病症所好奇。
悠悠和小希一样，19岁那年开始发烧，原本以为不是什么大病，后来越来越严重。父母带着她四处辗转求医，5年后来到我们医院时，仍然没有诊断清楚，只怀疑是肺结核。
悠悠的病症比小希更严重，除了肺里有了空洞，病变还啃噬了她的皮肤，以及全身多处的骨头。
5年时间里，抗结核、用激素，却始终无法阻挡疾病的脚步。小姑娘也暴瘦了30多斤，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她比小希早8年住进了我们医院的普通内科。
诊疗过程异常艰难，医生提取了她的肺、皮肤、淋巴结，甚至腰椎的一块骨头，却仍然没有诊断清楚。
最终，我们只能动用“内科大查房”——全院专家集体会诊。
这是半年才有一次的顶级待遇，通常只舍得留给最棘手的病人，这次机会给了悠悠。
普通内科、放射科、感染科、呼吸科、骨科、血液科、皮肤科、病理科、免疫科的专家们齐聚一堂，讨论很久，最后得出了一个模糊的结论：结核不除外。
开始抗结核治疗后，病情缓解了一段时间，但不到一年，疾病以更加凌厉的方式卷土重来。
悠悠不仅再次开始发高烧，后腰上也长出来一个肿包，而且越鼓越大。她再次回来住院时，肿包已经长到了半个手掌多的大小，摸上去还有波动，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要争先恐后地涌出皮肤。
此时距离悠悠发病，已经过去了6年多，小姑娘被折磨得愈发虚弱，通过检查发现，不仅后腰上，还有臀部、甚至脊柱旁边，也都蓄积着脓液。
大家都陷入了困惑，全身这么多脓，真的是结核菌吗？
这次来帮忙的专家里，又多了一个身影，那就是检验科微生物组的王澎。
她把悠悠1年前的标本都重新看了一遍，确实没找到任何病菌。但她坚信，这个小姑娘感染上了某种“狡猾”的病菌，只是因为这种菌太罕见，所以迟迟没有线索。
为了更精准地找线索，王老师亲自来到病床旁边取样，对悠悠皮肤上的大脓包进行采样，并立刻进行了接种。
这一次，病菌没能逃脱。经过层层判断，王老师发现，这竟然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真菌—马尔尼菲蓝状菌。
马尔尼菲蓝状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还有竹鼠身上，伺机进入人体，这种真菌会蔓延全身，啃食人皮肤、内脏、大脑、骨髓。
第二次内科大查房，主治医生又把宝贵的机会给了悠悠。
这一次，王澎老师也参加了。当时场内常有争执，只是她坚定认为，悠悠的病情和马尔尼菲蓝状菌脱不了关系。
专家们反复斟酌，制定了最快速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骨科医生进行手术清创，先把肉眼可见的敌人消灭殆尽。之后减少抗结核药，主要应用抗真菌的药物。
王澎老师还特别叮嘱临床医生，这种真菌实在太狡猾，它最大的法宝就是会“变形”。
在人体内，37度的时候，它是圆圆或者椭圆的形状。而在室温也就是25度的环境下，它慢慢伸出触角，变形成发毛的菌丝形状，没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
这种真菌带有一种特征性的玫瑰红色素，可以把培养基或者菌落染成红颜色，所以当你靠近显微镜，就会发现那些样本里，开满了一朵朵“人体玫瑰”。
这些“玫瑰”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被误诊为结核。
万幸的是，王澎医生终于找到了病菌。经过及时治疗，悠悠有了好转，有了她的经验，后面的病人也没有那么艰难了。
当年种种艰难，听得我愣在原地。我那时最想知道的，就是那8个病患的治疗效果怎么样，小希现在还有没有救。
王老师报给了我一个惨烈的数据：“5个病人幸存，3个去世。”这在感染疾病里，已经是极高的致死率。
而小希又会是哪一种呢，他能成为第6位幸存者吗？
王老师真的没有让我久等，雪片般的报告单同一时间飞回了病房。
小希咽喉溃烂处取的拭子、咳出来的痰、气管镜从肺里吸出来的分泌物、淋巴结组织、肺组织、甚至骨髓液里，全都是马尔尼菲蓝状菌。
小希的喉咙、肺、淋巴结，骨髓里，全都开满了“人体玫瑰”。
巨大的绝望感包围了我。
这证明小希的治疗方向一直都是错的，抗结核、用激素、抗细菌，却唯独没有用过治疗真菌的药物。现在发霉长毛的真菌正在吃掉他的肺、撕咬他的血肉。被啃噬得只剩下60多斤的小希，活下来的机会渺茫。
我安慰自己，至少神探王老师出手了，帮我们找到病因。或许现在刹住车，调转方向治疗真菌还来得及。
我后来也去查阅过那三个去世病人的资料，无一例外，都是发现的太迟了。虽然后来找到了真菌，但身体也已经被啃噬殆尽。
当年悠悠虽然诊断清楚了，但后续治疗仍然艰难无比，反复住院总数达7次之多才幸存下来。
我只能为小希祈祷现在不算太晚。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将近一个小时了，王澎老师依旧向我热情地介绍这个病菌。我看着她，只觉得这种认真的样子，让人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
很快，我回到小希的病房，准备了抗真菌的药物。
这个药物不便宜，小希的父母陷入了两难。他们先用便宜的药物试了试，但副作用差点让小希送了命。这个小插曲让所有人心里一惊，他的父母也毫不犹豫地决定换用安全有效的药物。
抗真菌药物的疗效一般很慢，小希却拥有幸运的体质，他用药几天后就不发烧了。并停掉了之前的5个抗结核药物，有食欲了，虽然体重短时间内恢复不了，但能明显看到气色好转。
父母高兴坏了，我却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
好转的速度太快，我怕前功尽弃，再出现什么幺蛾子，也顾不上床位周转率了，咬牙又留小希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体重也增加到了80斤，一颗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用药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给小希又做了一次CT，肺里趴着的那层密密麻麻的“水蚁”已经变淡了一些，虽然那些被啃食形成的大空洞是不可能复原了，但结果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这个孩子之前经历了太多病痛折磨，现在终于苦尽甘来。
出院那天，我絮絮叨叨了很多注意事项。小希跟在父母身后，冲我挥了挥手。
很快，我再次来到检验科，把小希出院的好消息告诉王老师。她很开心的样子，问我是不是真的，并且很快就记了下来：“实在是太好了，这是第6个活下来的！”
她说自己正在积攒资料，想编写一本真菌的图谱，到时候也把小希写进去。这样更多人就能认识罕见的真菌，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在治疗上走太远的弯路。
她还跟我讲了很多未来的愿景，突然，她停了下来，对着满屋子的显微镜和玻片感叹：“唉，想做的事情太多，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即使心细如我，当时也没有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异常。
小希出院那半年，我没有再遇到棘手的感染病人，只是因为一些小困难去找过王老师几次。
几次接触过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医院会流传那一句：“细菌室找王澎”。
王澎老师实在太热爱检验病菌这门手艺了。但凡有人来找她帮忙，再忙也不拒绝，有空就埋头对着显微镜。大多数时候，病原菌不会满眼都是，而是需要在显微镜下地毯式搜索。
这是个良心活儿，曾经有个病人，在外院辗转很久都没诊断清楚，到我们医院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结核菌。我发微信向王老师道谢的时候，她轻描淡写地说：“这么一根小小的菌，我足足找了半个小时才把它揪出来。”
王老师的住所离医院很近，仅隔着一条街，方便她往医院跑。我有时候甚至会猜想，是不是显微镜下的那个世界，才是她留下最多印记的地方。
对一件工作投入超量的热情，常人或许很难理解，可我总觉得熟悉。
在协和，每天都能看到全国各地的救护车，送来的病人往往走投无路，把这里当作最后的希望。
作为医生，这种时候，我们总会不由自主想要投入全部。
王澎医生是最典型的，她几乎将自己全部时间投入到研究病菌上，用近乎狂热的态度追捕病人身上的病菌。
科里领导照顾她，减少了她的工作量，还让她中午回家午休。但王澎总是担心时间不够用，说那本真菌图谱还没做出来，还有好多真菌等着她去记录。她依然忘我的工作，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
那一声“细菌室找王澎”，依然每天在各个科室响起。
只是好景不长，有一年的冬至，群里突然发起了王澎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她家离医院不过一百米，真有什么事，肯定能及时抢救。
可噩耗最终被证实，同事们都在震惊惋惜，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很多事情。
王老师留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忘我工作的拼命三娘。科主任甚至强迫她每天回家午休，希望她能养好身体，同时作为单亲妈妈，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年幼的女儿。
她却越来越忙，时间太少，因为需要她的病人太多了。
大家看到的，仍然是那个任何时候、哪怕再小的大夫为了病人的事情求助，都笑眯眯答应、随时伸出援手的她。是那个热心带教其他医院来进修的大夫，毫无保留传授自己一身本领的她。
还有最后那个，家距离医院急诊只有不到100米，却没有留给同事任何抢救机会的她。
而她的女儿，年仅9岁。
王澎老师去世当天上午，原本是医疗成果奖汇报的日子，最后只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讲了。
她的履历丝毫不耀眼，在我们医院甚至可以说是拿不出手。从一个大专毕业、检验科默默无闻的小技术员，用了20年时间成长为全院大名鼎鼎的“微生物神探”。
大屏幕最终定格在最后一页：那是她的办公桌抽屉，里面一层一层码放着的，全是疑难患者的病原菌玻璃片。
我依稀记得，照片旁边的一句话，“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王澎老师去世的第二天，小希居然背着书包出现在了病房里。我第一眼都差点没认出他来，这个留着分头、有点帅气的小伙子，跟那个缩在病床一角、让人误以为是孩子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
小希看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林医生，对不起，我记错了你的出门诊时间，只好到病房来找你了。”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惊喜之余又有点心酸，很想问问他，还记得那个找到你体内的真菌，才能让你活下来的王医生吗？
然而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 小希从来都不曾知道，检验科的王医生，才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
在我们医院，很多部门的锦旗堆满库房，甚至就连食堂都有人送锦旗。唯独检验科，墙上干干净净。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病人能记住给他看病的医生，打针的护士，甚至是送一日三餐病号饭的食堂姑娘。但那些仅仅出现在化验报告单上的医生名字，他们却从来不曾留意过。
作为医院里的“特种部门”，她们并不直接接触病人，战场在显微镜下。这是群没有锦旗，没有鲜花，甚至可能从业一辈子，也听不到一句谢谢的人。
给小希看完病，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他：“检验科有一位王医生，就是给你找到真菌的那个人，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你一定要好好的，才不枉当初她那样用力去救你。”
“哪个王医生？”
“就是你复印的化验单，最下面一行那个王医生。”怕他不好理解，我又加了句，“她可是个微生物神探哦”。
小希依旧是一副很疑惑的样子，只能保持沉默。
我不想给他心理压力，于是不再讲下去，只是加了他的微信，说有事情可以随时给我发消息。
我是一个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患者的人，但小希不一样，我想看看他未来的生活，他的生命就像王老师的延续。
小希默默点头，拿笔记下医嘱，随后准备离开。
只是走到大门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说了一句“谢谢”。
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他第一次说谢谢。
送别王澎老师是在一个冬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太平间的告别室外就开始排起了队。因为医院的上班时间是八点，每当我们送别战友的时候，通常都会安排在清晨7点钟。我穿着单薄的白大衣，怀里抱着一束昨晚买好的白色鲜花，站在队伍里冻得瑟瑟发抖。
白大衣的队伍越来越长，我再一次回头张望，居然在队尾看到我们科一个深居简出的泰斗级老专家。
我赶忙跑过去搀扶着她，您怎么也来了？
她说自己不认识王医生，只是看了朋友圈，觉得有必要过来一趟。“她是有大爱的人，我要来送她。”
长长的几百人的送别队伍里，只有同事，没有一个病人。
我听到不止一个同事在哽咽：“您诊断的那个感染的患者目前一切健康，感谢您赋予她新生。她安好，您却走了，我替她向您深深地鞠躬。”
我转头看向同事们身穿白大褂，聚成的白色长龙，突然有些释然。
这里都是会记得她的人。
检验科的医生，更像是幕后的英雄。他们不会直接接触病人，只会留下化验报告单角落里，那个不被人注意的签名。
这是一个聚光灯照不到的岗位，甚至没办法听到病人的一句谢谢，而王澎医生的选择是竭尽全力地寻找病菌。
王澎医生的妹妹告诉我，她的眼皮一度被真菌感染，常常会用手去触碰。那是她整日在显微镜下寻找线索，被目镜磨蚀的印记。
直到她离开的那天，眼皮上依然还有感染。
大家总说，协和是病人和死神之间隔着的最后一道门。
但这道门，也是由很多不被人关注的医生撑起来的。
或许到了这里，我们唯一考虑的，是怎样圆满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毕竟，当自己可能是别人最后的希望时，我们不能有一丝懈怠。
我们也习惯了没有一丝懈怠。